就日本而言，多數情況下，國家的權力操縱在部分為政者和官僚手中，他們既非左翼，也非右翼，而是在左右兩極間尋求平衡的自由主義政客集團。正如戰前日本的統治者不是右翼一樣，戰後統治日本的，也不是左翼。雖然具體到某一個特定時期，有可能呈現偏左或偏右的傾向，但整體而言，日本的左右翼與歐美政治光譜中的“左”、“右”是有區別的。如果硬要作一個類比的話，以法國為例，日本“右翼”並非與左翼輪流執政的傳統右翼政黨，而大致相當於極右翼的國民陣線（以勒龐為代表）。
那麼，何為日本“右翼”呢？著名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在《林房雄論》中指出：“所謂右翼，不是思想問題，它純粹是一個感情問題。”思想史學者鬆本健一則說：“給右翼下定義實際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與左翼的定義在某種程度上相互關聯，即二者相抗衡，並隨時代發展而變遷。”如幕末維新時期，左翼表現為開化、歐化主義；右翼表現為攘夷；明治中期，左翼主張民權，右翼主張國權……而到戰後，右翼的表達空間日益狹小，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反左翼”而存在。
戰後日本最富代表性的政治學者之——橋川文三在其著作《民族主義——神話和邏輯》中，對民族主義原理和構造的分析，對我們理解右翼思想的來源頗有幫助。首先，橋川對愛國主義（Patriotism）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邊界作了明確的界定：相對於“作為人永遠的情感的一種非歷史性實際存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在“特定歷史階段中形成的一定的政治教義”。而什麼叫“特定歷史階段”呢？
橋川把探究的視野投向“國學”開始形成的江戶中期，發現近代民族主義的廣泛發育是在幕末時期。人們一般以為，美國佩利率領的“黑船”艦隊來襲所喚起的對歐美列強的危機意識，對日本民族主義的形成有決定性影響。但橋川在這種外因之上，更加看重幕末時期形成的平等思想。認為後者才是釀成日本民族主義的主要原動力。
為什麼江戶時代的封建統治者對民族主義抱有敵意和警惕呢？因為他們的生活全靠起源於中世紀的土地支配及與之相伴的特權來支撐，所以不僅以對中央集權的淡漠、消極來抵制民族主義，而且為了維護區別於一般民眾的等級身份制，斷不會輕易應對旨在否定出身歧視的民族主義“平准化”要求。橋川指出，對體制一方來說，對“狡猾的夷狄”的警惕與對底層民眾的疑惑其實是一枚銅幣的兩面。以水戶學（在水戶藩形成的追求日本固有傳統的學問，對幕末時期的尊王攘夷運動發生了深遠影響，成為後來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之一）為中心的攘夷思想，在提倡旨在維持既成的身份秩序、封建制度的所謂“神州擁護”這點上，逐漸與以“國民平等”為前提的民族主義主張拉開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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