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革新右翼”風頭正健之時，1933年，另一位右翼思想家蓑田胸喜在其著作《學術維新原理日本》中，對北一輝的“社會改造”論進行了系統的批判，認為“社會改造”純屬無稽之談，因為社會的元素是人和人心，無法改造，從而打出了以“日本國民生活”為出發點的“原理日本”論，主張對“作為宿願之力的日本意志的複歸”。旋即成立“原理日本社”，並發行機關刊物《原理日本》，被看成是對“革新右翼”的反動。隨著“2.26”事件的失敗，北一輝等“革新右翼”被肅清，原理日本社得以強化。1938年，《原理日本》的忠實讀者荒木貞夫就任近衛內閣的文部大臣，“原理日本”的理論被體制化。進而，被認為“反國體”的帝國大學教授遭到整肅。
至此，幕末時期以來一直充當體制批判急先鋒的“右翼的邏輯”變成“體制的邏輯”，完全失去了對現實政治批判的鋒芒與契機。“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連存在意義本身也喪失殆盡了。
戰後，由於美國對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徹底性，特別是基於“冷戰”戰略需要的占領政策的首鼠兩端的轉型，導致右翼勢力在日本社會迅速複活。戰後右翼的一個重要政治訴求，是“反YP體制”（即雅爾塔、波茨坦體制），認為YP體制破壞了日本的歷史傳統，使日本陷入到“萬劫不複”的深淵，必須予以徹底粉碎。
從關係上說，戰後右翼中的絕大多數是戰前右翼的因襲。戰後右翼中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新右翼”的登場。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盾之會”和“一水會”。
前者是名作家三島由紀夫於1969年創立的文化右翼組織，成員多為三島文學的青年學生“粉絲”。之所以稱“盾之會”，意為要成為保衛天皇的盾牌。這支被稱為“世界最小軍隊”（起初40餘名，後發展至90餘名）的組織，實際上是三島的私家武裝，完全聽命於三島。他利用自己名作家的社會聲望，與自衛隊組織建立聯繫，讓自己的私兵接受自衛隊的正規軍事訓練，並對會員約法三章：涵養軍人精神、磨煉軍事知識及領會軍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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