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購，不得已的行政手段？
相比京版限購令，其他城市出台的限購政策無疑相對溫和。如在南京或天津，甚至在中國的金融中心和房產稅試點城市上海，外地戶籍者也只需提供累計一年的保險或完稅證明。
儘管各地程度不同，但作為2011年新一輪樓市調控的突出特點，限購背後強烈的行政化色彩無疑已引起學界和業界人士的警惕。易凱資本有限公司CEO王冉寫道：“這種政府直接硬性扭曲需求的行為是准計劃經濟的複活。在所有調控市場的手段中，限價是最壞的、也是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輕易使用的手段；比限價還要壞的只有一個，就是限購。”
然而，就像歷次調控政策會引發質疑一樣，“限購令”支持者也不乏其人。北京聯達四方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楊少峰是其中之一。“從2010年的統計數據看，外地人在北京購房比例已達到45%，其中真正在京工作生活的只有一小部分，很多都是炒房、投機性質。（限購）是針對目前情勢的臨時性政策，因此談不上過嚴的問題，5年的年限也不算很嚴苛，目前情勢下，行政調控是必要的，談不上什麼計劃經濟。”王冉對時代周報記者說。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則自稱從2009年起就呼籲限購，在自己的微博中他寫下如下一段文字：“實話實說，2009年5月，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與郭市長集體見面，我發言呼籲限購。2010年在上海，市領導學習會上，也是如此建議。”
在他看來，限購是把房地產需求分為消費性需求和投資性需求之後，對投資性需求進行抑制、保護消費性需求，並且是常規調控手段失效的情況下所能採取的最後一劑藥。在《限購房子有理》中他這樣寫道：在目前地產價格持續攀高的形勢下，限購就像給高燒病人的一劑退燒針，有其副作用，但無疑是必需的。
而像蘇笛這般的購房者，事實上正是限購令誤傷的主要對象。
但即便是李稻葵，也認為5年的要求太嚴厲。“不要急，預計未來5年納稅條件可能降到3年。愚以為5年太猛，未來一定會調，但方向正確。”他說。
在眾多的限購支持者中，王玨林，因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似乎更能反映官方出台這一相當嚴厲的以戶籍作為行政調控手段的政策時的無奈。2月23日上午，他在電話中用“別無選擇”一詞向記者進行了解釋。“從各項統計指標看，在非常嚴格的市場調控形勢下，房地產市場發展繼續保持高位運行；商品房價格雖然漲幅放緩，但繼續保持較高的幅度；房屋銷售也是歷年最好的；再有就是價量返彈的跡象已經出現。”
套用李稻葵的說法，樓市正在高燒。
調控前夜的瘋狂
“買房的人太瘋狂了，1月15日我以150萬元賣了一套房，十天後還有人打電話來問160萬元賣不賣，如果賣的話，願意全額付款。”2月13日，身為上海一家理財服務公司中層的丁閩，如是形容。
33歲的“新上海人”丁閩是2010年12月和2011年1月房地產熱潮中的一員，根據漢宇地產提供的數據，這兩個月上海二手房的成交量分別是19761套和21095套，遠遠高出2010年11月的13550套，更遑論同年5-7月份的六七千套。
同樣的情況並不僅僅發生在上海。任志強在其博客文章《瘋狂的12月》中引述了統計局全國商品房銷售數據稱：多年來12月份的平均銷售面積約為5000萬-6000萬平方米，但今年（2010年）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竟然銷售了2.1808億平方米，翻了數倍，一個月占了全年交易量的20%多。
這一波瘋狂始於2010年12月，其時，2010年第二輪大調控—9月29日出台的“國五條”影響已經消解。此前的11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探訪澳門，有當地青年對他說，現時澳門樓價太貴，要求政府介入控制為樓市降溫。溫家寶回應說：“這件事確實很難，你看內地，左一個（國）十條，右一個（國）五條，就是壓不下來。”
溫總理說這話時，丁閩對房子的心理售價還是140萬元。這套90平方米、位於上海松江九亭的房子，在2007年10月他買入時還是期房，只花了97萬元。由於地處上海外環外，丁閩一直想把它賣掉，然後到更佳地段再買一套。2009年11月，在考察了周邊的房價後，丁閩將交房不久的新房掛到了房產中介，掛牌價為到手130萬元（即買方承擔各種稅費和中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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