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經過2010年11月中期選舉，第112屆國會中議員政治立場分布與第111屆國會相比發生了明顯的“極化”。當選為國會議員的民主和共和兩黨人士，其政治立場分布分別向左和向右偏移，持中間立場的議員大幅度減少。在民主黨陣營中，保守民主黨議員損失慘重，南方保守民主黨人中僅有十幾名獲得連任，不僅絕大部分保守民主黨新人未能連任，就連切特?愛德華茲和吉恩?泰勒這樣的資深保守民主黨人也遭到落選。由保守民主黨眾議員所組成的“藍狗聯盟”也在本次中期選舉損失過半，人數由54人銳減為26人，而且4名聯盟領導人當中也有2名落選。相比之下，民主黨議員中持左翼立場、支持現任少數黨領袖南希?佩洛西的“國會進步連線”基本沒有損失議席，仍保持了80人以上的規模，在民主黨議員中的比重顯著增大。在共和黨陣營中，持自由放任主義立場的茶黨運動不僅導致數名持溫和立場的共和黨議員落選，而且迫使包括麥凱恩在內的許多共和黨候選人也向更加保守的政治立場偏移，偏離了溫和共和黨人的基本政治立場。
政治“極化”趨勢是否也存在於美國公眾之中？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在美國普通公眾中也發生了政治“極化”呢？學者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很大爭議，一些學者認為，美國公眾的主流一直居於中間地帶，不像政治精英層那樣存在著立場極端化或政治“極化”的傾向。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積極參與美國政治生活並對之產生影響的那部分公民中的確存在著明顯的政治立場極端化和政治“極化”的趨勢，因此美國公眾中的意識形態“極化”是一個真實存在，而不是虛構。
要準確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參考兩類對普通公眾政治立場的調查數據。一類調查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年進行的，方法是讓受訪人給自己總的意識形態立場打分，表明自己總體上偏向自由或者保守的程度。另一類調查則始於1982年，也是逐年讓受訪人給自己在若干個具體政治議題上的意識形態立場打分，表明自己在這些政治議題上偏向自由或者保守的程度。這些調查主要包括全國選舉研究、綜合社會調查的7分制自由—保守量表，以及蓋洛普公司的5分制自由—保守量表。在總的意識形態打分方面，絕大多數對調查做出應答的公眾認為自己處於中間位置，或者稍偏向於自由立場或保守立場，政治立場分布並不極端。而且，美國普通公眾中對個人意識形態立場所打分數的比例始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上述三大調查以及應用相應量表的許多高質量調查的結果都顯示了同樣的結果。以2008年10月《時代周刊》所作的抽樣調查為例，在5分制自由—保守量表中，75%的應答者認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比較溫和，其中把自己描述成“溫和”、“有些保守”和“有些自由”的人分別為29%、26%和20%，把自己描述為“非常保守”或者“非常自由”的人分別僅占16%和9%。而且，在美國公眾對自己總的意識形態的評價方面不存在政治“極化”的明顯證據上，美國學者之中也存在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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