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於，非洲國家往往“成也政策，敗也政策”。
當初，貝寧政府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是為了和多哥、尼日利亞等鄰國搶生意，一旦搶到手，又覺得“大頭被老外賺走”；當地商會最初覺得外資帶來商機、利潤，表示歡迎，久而久之卻認為“外國人吃肉我們喝湯”，便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限制。
自2002年起，一條條“緊箍咒”便相繼套在當地實力最強的中資企業頭上：先是不得涉足零售，繼而不得涉足小批發，只許做大批發，繼而關稅不斷上調，從700萬至900萬、1200萬、1500萬西非法郎，超過了鄰國水準(一度比多哥貴近1倍)。如此一來，從貝寧轉口的中國商品價格變得對鄰國毫無吸引力。
於是，外國顧客紛紛退縮，狹小的貝寧市場自然無法繼續容納如此眾多的中資紡織品公司。“作鳥獸散”，規避政策性風險，也就成了自然的選擇。
“政變”是商人的毒藥
貝寧政治穩定，動亂很少，政治風險通常體現為政策、結構風險，在非洲還算是比較輕的，更嚴重的政治風險會讓投資者傾家蕩產。
筆者在剛果(布)的黑角港曾遇到一位在非洲經營多年的溫州平陽籍小五金商人，他曾在安哥拉經營五金店，結果遭逢“國有化”，幾乎血本無歸；後來和人合夥去剛果(金)內地的盧本巴希投資銅礦，結果遇上內戰，直到探礦權到期也沒能真正開工，還差點把老命搭進去。
不是開玩笑，非洲是戰後政治動蕩最嚴重的區域，政變、革命、內戰是經常性、普遍性的風險。即使“天下太平”，當地政府也往往帶有濃厚的粗放經營、隨意立法習慣，導致政策的不穩定和朝令夕改，沒准今天招商，明天看你賺太多就開始限制，後天見稅收太少就又開始招商了。
比政策風險更可怕的，自然是戰爭、暴力風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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