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宮學斌的企業發展模式從未與土地失去直接聯繫。自上世紀90年代，“基地”建設摸索了一段時間，也作了各種嘗試。當時，家庭聯產承包在中國已進行十餘年，耕地已經細分到戶，宮學斌認為，把土地挨戶集中起來的可能性不大。
宮甚至打主意花錢買或者租用部隊農場和飛機場周圍的閑置土地，但嘗試無果。2001年後，龍大公司的種植基地擴展，最終還是回到農民承包的土地上來。“剛開始發展基地時，比較困難，包括大戶和村里，對這一塊沒有什麼概念。”龍大基地科科長鄒仁才說，發展基地最大的困難在於地方政府，“有些地方的地不租給你，也不和你置換。”
2006年1月1日，《農業稅條例》被廢止，延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成為歷史。“基地農業”的發展迎來契機。
鄒仁才認為，農業稅全免，村里沒有收入了，這成為從村委到農戶進行基地生產的直接動力。
龍大於2002年開始簽訂直屬基地。2006年後，龍大基地規模擴展提速，“一二百畝的土地，由公司和村里簽合同，把地租下來，15年或者20年，再找比較好的管理者來管理。”
2007年，龍大直屬基地1200畝，2008年，龍大僅在泰安就發展了1500畝基地，目前已達11.3萬公頃。
拿下大片土地的原因簡單，鄒仁才稱：“地方政府一支持，我們的工作要好做得多。”
農民仍處利益鏈末梢
在調查的過程中，不同層面的萊陽人對“基地”的來源，大多會強調是和種植大戶、也就是“地老板”簽的租約。
“龍大把成片的地要去了，自己想種地就不行了。我家一畝六分地，都叫龍大拿去了。”一名萊陽農民說。
事實上，相當數量土地來自村集體留存，再由龍大交給種植大戶。大明村會計宋學玲認為，村里的機動地依法不能超過5%，且不能長時間流轉。
土地流轉的不同利益相關者，各自看到和說出的是不同的土地流轉利益觀。這一說法上的微妙差別，恰恰折射了當前農地流轉的一大困局：村集體和農民，誰應是農村土地流轉的主體？
十七屆三中全會後，農民對土地有了長久承包權，但中國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認為：“原有的合同不一定要解除，但需重新讓企業和農戶簽訂合同。”
曾有群眾到萊陽農業局農經中心投訴，要求村里把多占的機動地退出來。農業局相關負責人說：“這已經是幹群矛盾的突出點。”
黨國英認為，基地生產模式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給社會帶來的經濟效益是無法衡量的。
作為基地模式的開創者，龍大的基地覆蓋了10省區70多個縣市，約有5萬戶農民為其種地。龍大公司近2萬名員工中，88%來自省內外經濟欠發達的農村。
“但要說它好，我也很無奈。”黨國英認為，理想局面是土地由種田大戶自己流轉，農民自願，產生的規模效益留在農民自己手上，農民借助規模去闖市場，從市場上獲得收益。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萊陽市政府人士表示：“耕地如果可以變為建設用地，農民才有大錢可賺。不過，這在當前的土地管理法規下是不可能的。”
“現在農民只能拿基本的地租，收益被商家拿走了，農民拿的還是低端的、末梢的收入。”黨國英說。（來源：每日經濟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