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力爭順勢而為。變局爆發之初，美國也心中無底，立場模棱兩可；但美國很快認識到地區變局總體趨勢對其有利，可資利用。所以，奧巴馬在針對突尼斯和埃及局勢的表態方面“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果斷放棄現政權，支持該地區民眾和反對力量的變革訴求。這一“動口不動手”的做法成本很小，卻收益極大，在為美國樹立“民主衛士”道義形象的同時，順便實現了美國在該地區推行民主的長期目標，並獲得了極大的戰略回旋空間。此外，美國的“順勢”做法還體現在對政策力度的拿捏。例如北約本可輕易置卡扎菲於死地，但美歐偏偏選擇“溫水煮蛙”，不求冒進。而且在利比亞問題未獲解決的情況下，美國通過輿論宣傳和編織“叙核問題”等手段逐步累積對叙利亞的壓力，也體現了美國對“勢”的重視。
其二，注重借力打力。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既借重利比亞國內反對派的力量，也借重北約盟友的力量，樂見歐洲大國衝鋒在前，自己甘居二線並坐享“倒卡”成果。同時，美國還借地區“民主波”的示範效應，試圖將禍水引入叙利亞、伊朗等對美國懷有敵意的國家，希望以此擾亂其內部政治生態，實現其他手段難以實現的戰略目的。不僅如此，奧巴馬政府還借此機會，一改此前在民主推廣方面的低調謹慎，使價值觀外交重新成為美國外交議程中的重要內容。
其三，廣泛爭取民心。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潮流加速發展、美國領導權威日益受到質疑的時代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對全球民意與行為合法性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這在美國應對西亞北非亂局的過程中也有明顯體現：比如，批評當政者對社會矛盾視而不見，堅定表態支持那些反對現政權的力量，將自己塑造為支持民主變革的進步者形象；在“打卡”問題上，堅持滿足聯合國授權、北約支持、地區國家同意等多項條件方才動手，力求名正言順，避免授人以柄；適時推動巴以和談，作出扶阿壓以的姿態，表達對廣大阿拉伯國家的同情與支持，以廣收民心，進一步拉近美國與阿拉伯世界的距離；宣布免除債務、增加投資等援助方案，也不乏爭取阿拉伯國家民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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