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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卓祺接受中評社專訪指出，如果我們的領導人缺乏政治歷練，只抱著“打好這份工”、少做少錯的心態，政策就會變得很因循。（中評社記者黃蔚攝） |
過去五年，前三年政府在紓困措施方面花了1100億，第四年花了600億，第五年（今年）將會用766億，總共2400多億，平均每年近500億，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政府每年開支大概3000億，500億其實是很高的份額。其實，政府有很多空間可以在政策性問題上多一些承擔，而不能總是“一次過派糖”。比如，最低工資立法就是一個政策性的措施，政府數據顯示，最低工資立法之後最低收入人士的工資增加了14%，可見效果不錯；另一個民間機構的統計也顯示，最低工資對減低貧富差距的貢獻不小。另一個例子是新交通津貼，也是長期政策性的承擔。其他方面，政府很多事情沒有做，比如樓價和土地供應方面，拖了很多年才推出一點措施，不能真正及時有效解決問題。我們的調查顯示，2006年之前，政府和市民之間的關係並不差，當時“官民矛盾”在各種矛盾中位列第六，近兩三年由於樓價失控飆升，政府未能及時應對，民怨積聚，官民矛盾才惡化得很快（編者注：請參考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香港和諧社會研究》）。
這種不會主動干預市場的“管治哲學”，讓政府變得很被動，對社會經濟民生的問題反應很慢。再加上“公務員治港”，公務員講究做事穩妥，謹慎別犯錯，所以常常瞻前顧後，不敢大膽推行新的政策，以致民怨累積。
在我看來，政治方面的人才有不同種類，分“政治人才”和“行政人才”。政治人才要有魄力、有領導能力、有前瞻遠見，香港缺乏這種人才。我們有很多行政人才，他們聰明能幹，可惜被錯置崗位。如果我們的領導人缺乏政治歷練，只抱著“打好這份工”、少做少錯的心態，政策就會變得很因循。比如本屆政府提出的六大產業，就很難落實，停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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