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正如你剛才說，政府有些制度是傾向商界，導致社會出現很多所謂深層次矛盾，從三位特首候選人的政綱和表現來看，你覺得誰最能了解問題的癥結？政府應該從何入手舒緩深層次矛盾？
王卓祺：第一個問題，親商。一直以來，香港都是比較親商。但是親商歸親商，政府甚至給人感覺到對某些集團有利益輸送。市民有這感覺是自“數碼港事件”開始（半塊地給了李澤鉅），然後就是紅灣半島事件。其實，我覺得政府不一定是親商，實際問題是出自政府的“小政府，大市場”心態。很多政策，市場發生的事，政府都不去管，顯示了政府沒有去貼近民心，了解民意。在這情況下，民怨就會一直累積，到了爆發的時候，市民自然就會覺得政府親商。其實政府不是親商，只是不認真看待事情，官員亦可能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府的管治哲學令它變得被動，所以導致市民認為有官商勾結。
我們去年的調查，發現近六成受訪者覺得香港存在“官商勾結”，但是只有兩成半人有“仇富”心態，可能是因為市民明白到很多人都是辛辛苦苦，白手興家；就算做到老闆，都要很辛苦才賺到錢，所以市民“仇富”的心態就不是很強，反而“官商勾結”的感覺就很強烈。市民的“官商勾結”意識強，不是因為政策所導致，反而是因為政府“無政策”解決問題而導致。所以，如果政府能夠接近民情，問題就會得以解決，所以我覺得這問題其實不難解決。
根據我們的研究，所謂“深層次矛盾”只有兩個最為嚴重，第一是貧窮問題，問題還牽涉貧富差距。過去十幾年，香港社會的上層工資一直增加，但低下階層收入減少。回歸十多年，香港的GDP有3成多增長，但平均工資增長卻很少，一直到近一兩年間才有些微增長，工資中位數大概到＄11000左右，而前兩年大概是＄9500至＄10000，只增長一點。梁振英的政綱提到，1997-2009年最高收入的10%群體工資增加了64%，而最低收入的10%群體則跌了22%，在這情況下有民怨是非常正常。一般來說，低下階層的怨氣其實不是那麼深，因為他們拿政府福利，最深怨氣的其實是沒有拿政府福利的人，是中產階層。香港的“保底”其實做得不錯，當然還有很多改善空間。其實，只要將福利網擴大一些，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
貧窮問題主要有三群人。第一是低收入人士，政府現時已設立最低工資和交通津貼去幫助這些低收入人士，不過我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增加這方面的資助。第二是老人貧窮問題，這主要由制度問題引起，由於香港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這是一個政策債。一直到2000年，政府才開始推行所謂的“強積金”，但由於設有低薪僱員免供僱員供款條款，所以“強積金”也不能保障最低收入人士。我認為，香港可以設立最低年金補貼制度，政府可以設立一個社會保障主權基金，用作將來養老需要。第三是新移民人士，新移民面對的最主要是住屋和工資問題。但這是一個較難解決的問題，近年市民對新移民印象變差，社會論述亦比較負面，所以政府和候選人想幫都怕會有負面反效果，所以要小心處理新移民問題。不過，假設政府能夠做好經濟、教育及房屋政策，這些新移民其實有機會向上流動。因為這一批新移民和以前不同，根據數據，這幾年的新移民的教育水平高了很多，如果得到適當培訓，他們在社會上都會有一定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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