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每隔20年左右，會有這樣一個全球歷史的循環，對於周邊情勢的複雜性帶來的挑戰。從此角度切入，再來看這些領導人在上任初期，約第一年到第二年，他有沒有一個很好的國家安全團隊？這些領導人要重新組織國安團隊，譬如第二次安倍政府找了很多他的對手入閣，這樣的組成環境，會不會對其未來外交政策，有很大的牽制或影響作用？
美國奧巴馬連任，國務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卸任，聽說貝爾（Kurt Campbell）也將離開，新任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想留住貝爾，但其去意甚堅。繼任人選會不會對亞太戰略的再平衡（rebalancing）或轉向（pivoting）政策，做出執行面的調整，尚待觀察。候任的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也還未通過人事任命，所以人事還是會對政策造成些許調整，但不至於造成整個政策上的轉變。
台灣馬英九去年9月也進行其“國家安全”團隊的第二次重整，新駐美代表也是去年12月才到任。換句話說，馬英九的“國安”團隊也在進行磨合期。雖然馬很早就連任成功，可是顯然在他就職之後，後半年處理釣魚台問題，出現很多政策上不一致的現象，造成令人擔心的事情。因此，馬9月重組“國安”團隊，其思維是什麼？總是希望可以讓台灣在處理周邊複雜外交可能的衝突時，讓台灣利益得到確保，讓台灣與周邊國家關係可以取得平衡。尤其，馬也面臨很多台灣內部議題的牽絆，“內閣閣揆”也剛換，他有多少心思可以投注在“外交”危機的處理？他的“國安”團隊能否提供全面性的評估？
此角度是我對周邊國家，包括東海、南海、東協與朝鮮的看法。我也同意剛才復國兄所說，日本動作最積極，因為他在競選期間，言語最多、最複雜；相較之下，朴瑾惠競選期間對外政策的發言，包括未就職之前都非常低調。
美國也受制於國內因素的影響，其對外政策重要職務包括國務卿、國防部長與亞太助卿都未確認。加上希拉里去職前，也希望為其近4年國務卿生涯的外交事蹟做歷史定位，也有一些外交上的操作。包括1月中旬，派了國安會、國務院、國防部負責亞太事務重要的官員赴日，與新上任的安倍政府相關官員進行會談。安倍馬上也派其外務大臣到華府與希拉里對談，對美日安保條約做出再肯定與確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