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周邊國家處理外交挑戰的因素
我從一年多以前不同國家的內政，延伸到新領導人出現，現在進入第二輪的部分。除了周邊國家，這些新領導人到了新位置之後，不管透過民選或繼承，他如何因應周邊國家的外交挑戰。我認為要從四個角度來觀察。
第一，是這些領導人對周邊形勢的認知（leadership perception），這對於其外交政策的執行與統御外交國安團隊的建言來說，非常重要。領導人對周邊形勢的認知清不清楚？還是某程度受制於國內政治的影響？幾個國家的新領導人又不太一樣。奧巴馬一上台，就馬上處理財政懸崖問題，並與共和黨的議員進行協商。
2009年那時我還在華府做研究，因小布什後期發生全球金融海嘯，奧巴馬一上任就是要處理這項議題。我華府的朋友跟我說，奧巴馬一天幾乎有16個小時在處理相關問題，怎麼會有時間處理全球事務，包括國內其他議題。一個總統要權衡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時間真的有限，所以團隊很重要。
奧巴馬的第一任第一年，確受其幕僚群某一部門的牽制，他也盡量配合演出，包括他第一次亞洲訪問到中國，結果並不如幕僚報告中的預期。所以當希拉里、貝爾開始接手，2010年美中之間也開始出現很多問題，不論是再平衡或是轉向概念，大概就是那時開始發生。包括希拉里多次訪問東協國家，2011年奧巴馬第二次訪問亞洲等等。
我的意思是，這些領導人面對繁重的內部議題，一上台“國安”團隊也未到位，包括馬英九也是如此。馬已經換過兩批“國安”高層人員，我們也還在看新的“國安”團隊的磨合期。所以，“總統”的認知很重要。當“國安”團隊剛上任，還在磨合階段，一個“總統”，特別是已經連任的“總統”，像是奧巴馬與馬英九都是連任的“總統”，都有處理對外事務的經驗；所以若“國安”團隊提出的意見不夠周延，“總統”要有能力做判斷，縱使會被很多內部事務牽絆。
台灣在此複雜周邊情勢中，特別面臨很多國家的新上任領導人，如何強化第二個主題──領導的參與（leadership engagement），台灣有其“外交”上的困境，無法與大國有直接的溝通管道；但不代表不能透過自己的“國安”團隊與對方的“國安”團隊做一定程度的坦誠溝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