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金融結構過去十年來都沒有大的改觀，體現為貨幣結構是一個倒三角形。M2很大，M3很小，M4更小，最下面的尖端部分是實體經濟，越接近實體經濟貨幣越少。美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美國的M3達到400多萬億人民幣，是中國的3倍，日本達300多萬億人民幣，是中國的2倍。從M3以上的層次考察，美國的貨幣供給更多，它的金融的根深深地扎在實體經濟中。美國的貨幣結構是一個正三角形。
“從這個意義上說，貨幣超發其實是一個偽命題。”鄒平座說。
去年底，周小川曾在一周內出席四場金融論壇上，這完全迥異於其過往沉默低調的行事風格，四場謝幕演講蘊含了濃重的述職報告色彩。他耐心講述新世紀（8.99，0.09，1.01%）貨幣政策特點，闡述金融改革路徑選擇，解釋貨幣政策操作思路，間或也回憶了過往決策時的糾結與爭論，並否認了貨幣超發之說。
改革派的堅持
上任伊始，周小川曾許諾，要實現匯率市場化。
2002年，在國務院研究下，央行確立了改革順序，即在匯率改革之前應先進行銀行部門改革、減少外匯管制、發展外匯市場等改革，在改革時機上需要國內外宏觀經濟金融環境相對平穩。
前述人士提到，2004年底，國際上人民幣威脅論甚囂塵上，中央當時討論要啟動改革，但商務部、全國工商聯紛紛遞報告，提出紡織業利潤只有1%－3%，每年創造多少就業、多少外匯，如果要匯改，影響巨大。
頂著這樣的壓力，2005年7月，央行宣布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正式啟動，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起初保留了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開始的上下0.3%的浮動區間。2012年4月，將匯率浮動區間由0.5%進一步擴大至1%，同時大幅減少了外匯干預。
不過，匯率和金融業改革的步伐似乎比預期中慢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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