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40歲出頭就被任命為“新飛豹”的總設計師，成為當時業內最年輕的總師。
唐長紅：人生會有很多很難把握的機遇，但是沒有很難把握的自己。那時，很多人對我寄予期望，這讓我壓力很大，我只想著，要不辱使命。
記者：和您這代人聯繫在一起的，往往是犧牲與奉獻，您覺得當今年輕人能做到這些嗎？
唐長紅：我也是嬌生慣養長大的，從小父母很偏愛我，但只要有責任感，就能做到。我的學生有很多80後，我覺得他們比我聰明得多，他們的開放思維讓我都覺得羞愧。在我們團隊，沒有年輕、年老之分，只要能夠解決問題，就能幹重要角色。有經驗不見得不犯錯誤，所以我敢於用年輕人。80後好強、不服輸，給他們責任，他們一定能做成。
記者：現在學工科的大學生畢業後常常逃離科研，您怎麼看待這種擇業觀？
唐長紅：人們追求待遇，這無可非議。但我跟我學生說，人一生起碼應該做“一件半”事：第一件事，把手頭工作做好；還有半件，為長遠發展做鋪墊。追求待遇，不是罪過；純粹追求待遇而荒廢了自己長久能力的積累，這是一種遺憾。
記者：很多80後航天人選擇航天事業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來航天越發受到國人關注。您如何看待年輕人這種選擇觀？
唐長紅：對一個人來說，首先是生存，然後是理想。論生存，一個月得賺3000，還是得賺5000？論理想，是造飛機厲害還是造火箭厲害？人各有志。但在生存和理想中間，還有很多虛榮。這無可非議，有可能虛榮也能促使你進步。
一直以來，航空工業都在疲憊應付著國家安全，中國航空工業更像是空軍的航空。我們不是航空強國，但隨著航空工業向國家戰略性產業的轉變，需要有更強的人才。做大家都關注的尖端領域，會更有滿足感，但越是做這樣的事，越得沉下心來、耐得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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