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今年4月28日曾經表示，兩岸可以共同建立民間智庫並舉辦論壇，希望雙方不分黨派和意識形態，只理性探討具有爭議而敏感的政治問題。(星島日報：2013-4-29)劉兆玄的想法雖有創意，但仍未解決兩岸官方授權問題。2016年台灣一旦再現政黨輪替執政，大陸想看到官方授權的兩岸民間政治談判，將會更加困難。
排除兩岸政治對話障礙的思考
兩岸政治對話涉及許多主客觀的複雜與多變因素，過程不可能順暢無阻，短期內也有重大突破。美國對兩岸政治談判的態度與民進黨僵化的大陸政策，讓馬英九涉入兩岸“深水區”的顧忌增多，遑論兩岸政治互信原本不足。美國因素若無法排除，或設法減少美國阻力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未來即便兩岸政治對話交付民間與學界推動，也不會有太大的成果。今年2月下旬的“連胡會”，胡錦濤、連戰“兩岸若仍相互猜疑，和平就難以落實”的說法，確信“只要始終保持堅定不移的信念與決心，兩岸就一定能妥善應對複雜局面”。胡主席認為憑著兩岸中國人的智慧，“有心”就必然能找到解決兩岸政治分歧的辦法。
問題在於，馬英九即便“有心”推動兩岸政治對話，但因其個性與外在環境壓力，導致兩岸突破政治關係僵局的機率太低。馬總統經常想面面俱到，結局通常是顧此失彼。現實政治環境逼使他必須平衡藍綠兩黨衝突，對外還要抗衡中美兩強的壓力。尤其，馬總統本人並不熱衷(但也未必反對)兩岸民間對話，因此面對兩岸政治對話的複雜議題，自然能拖就拖。
基於馬英九未來三年難有驚人之舉，北京此時鼓勵兩岸民間智庫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確有現實上的需要。對台灣而言，兩岸政治對話的先決條件應該是，雙方具備最起碼的政治互信基礎，目前兩岸尚未互設官方代表機構，兩岸決策高層亦無適當的見面場合與機會，建立私誼與增強互信的難度很高。因此，兩岸儘速透過協商互設代表機構，或可藉此踏出兩岸非正式政治對話的第一步。關鍵在於，兩岸談判互設代表機構的同時，必然難免涉入政治定位的“深水區”。馬總統曾公開澄清，兩岸互設機構具高度政治意涵，但絕對非外交“使領館”。這樣的說法確實有助於兩岸的後續談判，卻沒有解決“一個中國”的問題。兩岸互設代表機構無論是民進黨中央強調的“兩岸是國與國關係”說法，主張互設辦事機構必須援引“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或是部分學者認為，台灣駐北京代表不能自我限縮為“辦事處代表”，都可能需要經歷艱難的談判過程。
北京與台北官方如果願意授權兩岸學者與智庫扮演催生政治談判的角色，可能需要先釐清幾個問題：
（一）學者智庫研究成果的去處？兩岸學術界為解決兩岸政治問題，其實早已進行所謂的“二軌對話”。以張亞中教授為代表的《兩岸統合學會》和余克禮所長領導的《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近年來就已多次合作舉辦《兩岸和平發展路徑學術研討會》，為兩岸強化互信做到紮實工作，也累積許多寶貴經驗。
兩岸學者過去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與心力研究兩岸政治對話的路徑，可惜至今未聞北京提出任何具體的倡議，台灣學者多半沒有官方津貼，研究成果在當權者眼中經常不屑一顧，過去的民進黨政府與現在的國民黨政府，似乎都無意“享用”學者的研究成果。兩岸政治談判與簽署和平協議是重要議題，學者為此曾用心探究，台灣方面例如張亞中、邵宗海、楊開煌等教授都曾發表過精闢的見解，巨細靡遺地提出兩岸政治對話的可行路徑，可惜未見馬政府國安團隊有積極而正面的回應。台灣學者曾在2012年哈爾濱“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會議上主張，兩岸必須先建立共同價值、形成規範、建立機制，才可能制度化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其實，兩岸長期維繫和平發展的關鍵就是開展政治對話，兩岸若無此機制，兩岸的政治定位、兩岸的國際共同參與、兩岸的軍事安全機制與兩岸的政治互動方式，恐永無和平解決之途？
大陸學者如章念馳等人認為，兩岸政治談判不宜躁進，這是秉持發展兩岸關係“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但並不意味兩岸無須預作政治對話的準備。
若根據有些人的說法，主張兩岸政治對話必須以雙方具有相同價值觀為前提，就與台灣親綠學者提出的“自由人宣言”或民進黨中生代倡議的“中國人權決議文”沒有區別，無異於對外宣告兩岸將重回對立的原點。
大陸既然未設定兩岸統一的時間表，意味著和平統一目標下的兩岸和平發展並無急迫的時間壓力。兩岸現狀究竟會持續多久，恐已非台灣單方面的主觀意願，北京此時若能認真思考提出兩岸政治定位的方案，甚至提出具體的和平統一計畫(包括統一的實質內涵、邁向統一的步驟、加強台灣民眾認同“一個中國”的做法等)，或有助於兩岸民間人士共同討論，尋求其間的最大公約數。
大陸對兩岸統一問題，長期以來只見統戰而無具體方案。從1981年10月的“葉九條”、1982年1月鄧小平的“一國兩制”、1995年1月的“江八點”至2008年12月的“胡六點”，大抵都在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努力實現和平統一”、“歡迎台灣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訪”或“展開對等談判”、“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並簽訂和平協議”等宣示性主張，缺乏實質上的吸引力。
“一國兩制”在台灣不受歡迎，港澳模式對台灣人的負面效應大於正面期待；大陸的經濟發展雖然蓬勃，威權政治體制則難以被台灣民眾接受；“和平發展”對北京而言只是過渡策略，而非最終方案。
兩岸問題雖只是筆者研究領域的一部分，不過20餘年來也閱遍各家學說與論著，但不曾看過像張亞中教授提出的“兩岸同屬整個中國”概念的如此完整論述，他用簡單的幾句話(相互保證不分裂整個中國、兩岸平等地位、互不使用武力、成立共同體、國際組織共同出現、互設常設代表處等宣示，試圖築成文化、經濟、貨幣統合、身分、安全認同與國際參與的和平架構)，就為兩岸政治認同與統一建構基礎。遺憾的是，大陸方面迄今未對張亞中主張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予以公開而正面的回應，台灣學者也只有私下的稱許，公開卻吝於給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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