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土安全部大約在同一時期授予博思艾倫的一份電腦系統合同出現類似問題。三年當中，相關費用從最初的200萬美元暴增至1.24億美元，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在後來的報告中表示，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糟糕的規劃與監督。但是，即使在問題暴露之後，如《華盛頓郵報》所報，國土安全部依舊重續了合同，甚至還給了博思艾倫一些新合同，因為該部門斷定自己無法建設、甚至無法獨立運行這套系統。
批評人士表示，博思艾倫及其競爭對手能夠繼續獲得合同並持續增長，不是因為它們的技能不可替換，而是因為其中的人脈因素。隨便說出國安局或中情局或其他軍方情報機構的一名退休高官的名字，很可能他現在正在為承包商工作，而且在博思艾倫的可能性最大。隨便說出目前在政府部門任職的一名高級情報官員的名字，很可能他曾在博思艾倫工作過。麥康奈爾和博思艾倫的其他人忙不迭地指出，承包程序中有防護和監督機制，而且在9.11瘋狂的幾年之後已成熟。與此同時，該公司傾向於接納並慷慨支付高薪給那些退休的高級情報官員，意味著它看重他們人脈的價值，而且也讓他們在政府內部的繼任者把博思艾倫當作他們退休計劃的一部分。
承包商支付的豐厚薪水導致公共部門人員向民間領域流動。它們挖走了政府情報人員，導致政府各級人員短缺，並讓更多有經驗有知識的人進入民間領域，這使得承包商對政府而言更加重要。“現在你會選擇進入政府部門兩三年，獲得授權，然後轉入其中一家支付高薪的承包商。”美國科學家聯盟政府機密項目負責人史蒂文.阿芙特古德（StevenAftergood）表示。斯諾登就是這麼做的。“你必須要有很強烈的愛國心才能抵禦金錢方面的誘惑。”阿芙特古德說。
獵頭戈爾登表示，結果就是，政府間諜機構的人員普遍發牢騷說“那些可惡的承包商們知道的比我們還多”。這可能是斯諾登洩密的一個因素——他的電腦技術可能使得他接觸到了他不該有權限看到的信息。不過斯諾登是個異數。他處理這些信息的方法——複制信息、發給媒體並公開承認自己是洩密者——既丟了飯碗，而且也可能會因此失去自由，迄今看來都是因為他的理想主義動機。更普遍的誘惑是利用相關知識，合法地或者在不知不覺間招攬更多生意。
在斯諾登洩密事件之後，國會在加大對博思艾倫等承包商以及它們在搜集情報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關注力度。兩黨議員表示，斯諾登輕而易舉就能獲得並洩露機密信息，說明需要加大對承包商活動的監督。“我感到震驚的是，一個沒有拿到高中畢業證書、在軍中沒有圓滿服役而且只有29歲的人居然有權查看我們政府的一些高度機密的信息，”緬因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蘇姗.柯林斯（SusanCollins）於6月11日在國會山向記者們表示，“這讓我感到吃驚，這說明監督程序確實有問題。相關規定沒有得到良好執行，或者需要制定更加嚴格的規定。”
不過，要調整規定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從最高層而言，不管是白宮還是國防部，承包商總是無處不在，”戈爾登說，“實權人物會轉身過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我們怎麼實現它呢？’這時承包商會跳出來說，‘我能做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