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國際報道不寫國際上對中國的負面看法，”一位《環球時報》資深員工回憶，“寫中國的外事活動也中規中矩，比如領導人出訪或者外國政要來華，媒體只報友誼長存，但我們開始去寫更深入的東西：訪問目的是什麼，兩國有什麼利益衝突嗎？”《環球時報》在市場求生的探索中，無意完成了國際報道思路的最早變革。
1998年《環球時報》在頭版描述克林頓“帶著壓力來華”，並且第一家報道了朝鮮大饑荒，描述中國大使館外的草都被饑民拔光了。甚至開設了一個名為“言論”的專欄，《中國如何打好日本這張牌》《中國訪問越南是為什麼》，這個專欄當時由胡錫進負責。
突破傳統帶來了市場，也帶來了壓力，《環球時報》開始收到外國使館的抗議，言論版曾一度被撤銷。
從“中國本位”到“綁定中國崛起”
但無論是報道還是言論，《環球時報》都具有鮮明的“中國本位”，何崇元也直言《環球時報》奉行愛國主義。在這一特點形成的過程中，《環球時報》遇到了一個歷史時機。
1999年5月，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環球時報》利用駐外記者的現場資源，打破周報的束縛，迅速推出特刊，一天內發行量由40多萬份增長為78萬份。當時許多抗議遊行的學生，手里舉著的就是《環球時報》這期特刊。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在《環球時報》上找到了出口。
2個月後，《環球時報》刊文大加鞭笞李登輝和“兩國論”，發行量再次猛增。到2001年，憑借對中美撞機事件和“9.11”的報道，《環球時報》發行量據稱已接近200萬份。
《環球時報》在“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可以說時運頗佳，但背後也有其成功的必然條件。“兩撞”和“兩國論”，是幫助《環球時報》上升的轉折，何崇元說，這“兩撞”是撞給全世界的，不只給《環球時報》。
何崇元的“中國本位”，使《環球時報》在諸多競爭對手中成為特征最鮮明的一個。而台灣的陳水扁、日本的小泉純一郎、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為《環球時報》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熱點。
2005年下半年，執掌《環球時報》12年的創業元老何崇元獲提升，副總編胡錫進接任。當時胡面臨的重大困難就是改日報。這是何已在漸進實施的既定方針，當時《環球時報》一周3期，發行量每期120萬份左右，預計改日報後將降到每期80萬份，在送別何崇元的宴會上，環球時報一位高層說，要是突破不了80萬，我們一起去跳黃河。
胡如履薄冰。2005年上半年，房地產等行業不景氣，中國的報業市場由熱轉冷，傳統媒體開始受到新興媒體明顯的巨大壓力。一位《環球時報》的員工回憶，胡錫進認為都市報今後技術上的創新空間將會越來越小，比拼的是如何吸引讀者的眼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