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圍不應視作政府的成功，相反它標誌著香港社會整體的一次失敗。經年累月制訂並獲議會通過的政策，因為一群急於彰顯自己正義而尋 釁滋事之徒，把意見相反的人推到對立面，在參與無謂的對抗與迫害中，令推行進程倒退至原點，浪費社會資源與時間。圍城戰役的一大貢獻，可能在於讓政府體會到，拆局之關鍵在於破譯對方的樹敵之法，無原則或無目標的退讓只會演變成束手就擒。頭目為政府製造的兩難源於不合理的要求，而行動的邏輯則在此基礎上環環相扣，政府應著力立組織和論述能力，擬訂相應的戰術，或選擇釡底抽薪，把事情機理清楚交代，令政客失去攻擊的對象而癱瘓，又或關門捉賊，使其失去撤退的下台階而摔一跤；另一貢獻是向政府昭示，單單諮詢本身不能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政府的施政劣勢亦不是由於諮詢的長短多寡所引致，而是政府沒有察覺各公眾參與途徑所隱含的經濟競爭力。加緊建設網上溝通渠道並沒有對症下藥，因為重點不僅在於降低社會最具活力的年齡層之參與成本，還需建設一個機制，使其努力有效轉化為真實成果，兼顧其貢獻之具體計量。這些計劃並無觸及政府體制，理應是職責範圍能力所及。
當對國教科推行之“長期監察”已退化為例行公事的時候，多股新生政治力量崛起於維港兩岸，四出搜敵。其中一支表面以“護農”為名的部隊，即以“反共救港”為政治號召，開始尋找樹敵之空隙。事情的啟示，即為利之所在，殺之不盡。魯莽的對抗無助解決施政困局，政府不能旨望以暴易暴的團體能有所作為。倘若政府不在擬訂戰術和增強公眾參與程序的經濟優勢方面多下工夫，而選擇強裝以“包容”之名縱敵，則政府總部落入流寇之手，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