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論壇“廣義化”
兩岸學界積極探索和平發展之框架，其成果值得期待。不過，如果僅僅把探討兩岸和平協議，作為兩岸和平論壇的唯一議題；如果僅僅把解決兩岸政治關係，作為兩岸政治對話的唯一內容，那又太過狹義了。相較於推動和平協議需要“狹義化”的研究與探索，和平論壇則需要“廣義化”地擴散與開展。顧名思義，民間的政治對話要義在於“民間”，它並非智囊與學者的專利，而應是由兩岸各界與基層大眾的共同參與的廣闊空間。
眾所周知，由於兩岸關係特殊的歷史背景，“對台研究”或“大陸研究”長期以來為各自官方決策與政策擬定提供了大量的參考與建議，同時又因政治對立而一度隱秘不宣。1990年代以來兩岸的互相開放，兩岸民眾大交流局面逐漸形成。但是，由於相互的長期隔絕與意識形態的長期對立，政治問題成了一根時常困擾兩岸社會交往的“敏感神經”，尤其是近十年來新媒體的強勢崛起，兩岸社會與民眾的真實面貌，伴隨著冷戰背景下政治社會化所建構的刻板印象，反而不知是變得更清晰、還是更混沌，因而面臨著異化的危機。與此同時，隨著台灣民意調查的興起，一些涉及“統獨認同”的民調，往往被看作兩岸局勢“晴雨表"，但其本身的設計與動機，又受到了不少學者的批評與質疑。於是就有人以學術作品的名義提出：兩岸交流是深入了，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感情不是親近了而是疏遠了，對“中國人”的認同不是升高而是降低了，對兩岸關係的期待不是傾向統一而是傾向維持現狀了……這一系列社會現象與學術思潮，都為兩岸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兩岸研究不再僅僅是“學在官府”的政策建言，而變成了“學在民間”的詮釋、探索與實踐。這也意味著，對兩岸政治關係的探討，只是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一個組成部分，換言之，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兩岸在法律與制度領域的互動問題，而應涉及更廣泛、更具深度的民間和解與互信建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推動兩岸和平協議洽商的要素中，民意的支持不可或缺。兩岸關係越是向縱深發展，所遇到的阻力也越大。在台灣，對目前兩岸交流抱有疑慮、偏見、誤解的民意客觀存在，以至於到了今天，“民意”究竟是真正的阻礙所在，還只是政治人物拖延對話的借口，已是無從明辨。同樣，在對岸，“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背景下的大陸民意對於“久拖不決的台灣問題”愈加焦急，若兩岸真的步入某種程度的政治協商，當台灣方面提出有關“自主性”或“尊嚴感”的要求時，大陸民意又是否能夠體認與接受？雙方的專家學者如何絞盡腦汁，共同規劃出綿密的兩岸路線圖，即便高層點頭應允，然而，只要一方的民意表示反對，任何的和平框架的設計都將淪為空中樓閣、紙上談兵。因此，兩岸和平需要兩岸人民真心誠意的支持與呵護，這更加凸顯了展開“廣義的”民間政治對話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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