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對於“南海行為準則”，外方一些學者認為中方的做法是“拖”，不願簽署更有約束力的“準則”，擔心被捆“手腳”。實際上，這其中存在著認識上的偏差，中方堅持在全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框架下推進“準則”，並非是採取拖延戰術，而是對推進“準則”的動機抱有疑慮，不願為了談而談，最終使“準則”流於某種形式。
第四，對於“南沙共同開發”，中方的一貫立場是“推”。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主張提出以來，由於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干擾，其在南沙海域一直未能得到切實有效的落實，當前更是面臨能否推得動的問題。本質上而言，擱置爭議的目的在於共同開發,共同開發不彰,利益紐帶就缺失，擱置爭議也就失去了意義。近期，中方與越南、文萊在南海的共同開發雖然略有起色，但後續工作的推進仍然任重而道遠。
第五，對於“南海問題國際化”，外方一些學者認為中方是在“擋”，盡力排除域外國家對南海地區事務的插手或干涉，從而避免南海問題從地區問題演變為國際性問題。但平心而論，當前南海問題的國際化與擴大化，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因此，當下破解南海僵局的關鍵不在於“堵”，而在於如何“疏”的問題。
兩岸南海合作不能光說不做
對於兩岸南海合作，不少學者包括我本人給出的關鍵字是“說”。以我個人的觀察，過去多年兩岸南海合作主要停留在學術討論的層面，實質性的工作相對較少。在當前新形勢下，能否將過去的“說多做少”或“光說不練”，轉變為“多做少說”或“邊說邊練”？這不僅關係到兩岸南海合作的實績，也關係到中華民族在南海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中國人有句俗話叫：“光說不練假把式”，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強調：“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因此，兩岸在南海的合作貴在行動、重在實效，過去兩岸在南海基本上是“單打獨鬥”，現在應“合夥幹”，尤其要形成合力。
從現實層面而言，南沙爭議說一千道一萬，存在是關鍵。這要求我們積極推進在南沙的行政存在、執法存在、經濟存在、民事存在、軍事存在等一系列實際存在，夯實我們權益主張的基礎。在這方面，兩岸可以向我們共同的對手越南、菲律賓等學習，特別是它們的一些實際手段和策略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例如，越南在南沙侵佔了我們29個島礁，每個島礁都配備有常規軍隊駐守。除此之外，越南在南沙地區還有一支“特殊部隊”，我總結稱其為“386199”部隊，即由婦女、兒童、老人組成的多元化的民事力量。相對於軍事存在，越南、菲律賓等在其侵佔的中國南沙島礁上的民事存在日益“根深蒂固”，已愈來愈成為我們日後收復這些島礁的巨大障礙。
兩岸南海合作策略：積小勝換大勝
兩岸南海合作可以遵循由易到難、從低敏感到敏感、從經濟性、功能性領域到全方位領域的基本原則。例如，在漁業合作領域，兩岸可以加強南海漁業資源的養殖與保護，特別是台灣在高附加值魚類的養殖、捕撈和加工方面具有很大的技術和人才優勢，兩岸完全可以優勢互補，進一步提升漁業合作的範圍和層次。在油氣開發領域，大陸中海油公司在南海的中南部海域宣佈有九個招標區塊，台灣中油公司在南沙太平島海域也有開發區塊。兩岸可以在相關區塊進行合作，聯合進行地質調查、資源評估等工作，力爭取得實質性突破。在南海旅遊方面，兩岸近期可以在南海北部展開旅遊合作，先從大中學生的海洋夏令營等活動起步，積極探索連接台灣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海南島等節點的海上旅遊航線；中遠期甚至可以考慮拓展到南沙區域，通過旅遊活動來宣示主權存在。
在當前形勢下，兩岸在南海的合作領域可謂十分廣泛，合作空間也日益拓展。著眼於兩岸在南海的共同利益和作為，策略上應該是“積小勝換大勝”，通過綜合實力的穩步增長和兩岸合力的有效發揮，進而換取時間和空間優勢，以實實在在的積累與存在基礎，為最終贏得戰略主動“添磚加瓦”。考慮到南海爭議的複雜性和長期性，我們在南海不必擔心糾紛不斷，但我們的底線是“南海不能亂”。在具體的方式方法上，我們應該汲取老祖宗的智慧，善用巧勁。我們在南海，不應像公雞一樣，在台面上鬥狠；而應像鴨子一樣，在台面下劃水，正所謂功夫全在戲外，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不求畢其功於一役，也不奢望一夜間徹底解決南海爭議，但可以為未來爭議的解決極力創造全方位的主動局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南海的作為可總結為一句話：“寧可十年不將軍，不能一日不拱卒”。
劉復國：兩岸在南海問題上共同點增多
南海合作的緊迫感危機感升高
謝謝劉鋒提出很多重要思考。我也就個人觀察，提供一些看法。首先講到南海形勢，剛剛好幾位都做出深入具體的分析，我簡單分成幾個層面，對於今日南海形勢、周邊國家的作為，說明總體觀察。
首先，在南海形勢上，兩岸共同點愈來愈多。在南海問題上，我們不能只看大陸，很多問題發生後，同時對台灣、對大陸都產生壓力。這種推促力，是過去沒有的情況。我個人認為，與往常不一樣的是，兩岸同時感受到南海情勢變化與壓力。各位也都提到南海能源探勘問題，目前已經有上千口油氣井在南海周邊探勘開採，可是卻沒有任何一口是屬於兩岸的，這樣的共同感受愈來愈深。
第二，從法理上來看此問題，九段綫的挑戰，美國政府最近提出來直接否定其法理基礎，並要台灣主動澄清。除了有法理因素外，還有外交考量。九段綫問題之後，接下來就是國際仲裁案，這是兩岸學術界和智庫層面，今年必須要認真合作研究思考的。綜合前面情勢與法理挑戰，兩岸同時在南海感受到的危機迫切感已急速升高。
第三，日本安倍首相上台一年多的時間，在外交上給我們一個非常深刻的刺激，安倍在2013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日本歷史上，安倍是第一位完整走訪東協十個國家的首相，一共分成四次出訪東南亞。外媒形容，安倍密集的東南亞外交，就是要形成一個抗中聯盟的態勢。日本欲連結相關國家在海洋的共同利益，以利用區域連結的力量，形成對中國的挑戰。
加上最近美國表態，在此時間點針對南海、針對九段綫。今年國際仲裁案的主軸還是九段線，這讓人感覺到美國現在也在不斷施壓。剛才吳院長也提到，九段綫連結到南海行為準則談判，美國在各種場合都不斷強調，必須要盡快進行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進而向中國大陸施壓、要求其進入規範的行為模式。這在外交上，美日在周邊不斷醞釀、聯結，我們從兩岸角度來看，形勢相當不利，而且形成很大壓力。
第四，我們也要注意周邊國家軍備力量的增長，這段時間，除了越南第一艘新的潛艦已經於年初進駐金蘭灣，年底之前，另外兩艘也會回到越南。日本最近正在進行防衛大綱的調整，加強沖繩群島附近軍力建構。東南亞國家包括菲律賓，在其國防結構非常微弱的情況下，經美日協助，慢慢地都加大投資國防建設的力度。所以會形成周邊國家更重視南海，加大投資在軍備上。最近在國際上，針對亞洲軍備競賽的觀察與評估，現在已經不是假設性的問題，而是事實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周邊國家對於海軍的建構，已經成為軍備競賽的特色。以上我簡單歸納成四個面向，每個面向，不僅對中國大陸，也對台灣都形成壓力，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啓示值得關注。
對王張會後的兩岸南海合作
持比較樂觀的看法
對於兩岸在王張會後的新形勢，我們可以有哪些思考？剛才每一位都有提到兩岸合作前景，不管是具體、概念、政策上的思維，都還有一些空間，我們還可以繼續討論。對於兩岸新形勢的出現，我從比較樂觀的態度觀察，認為兩岸關係從2014年王張會之後，將進入官方協商機制時代。也就是，陸委會與國台辦負責人會定期互訪，副首長也會有定期的業務會商，各個處、局等單位，都會就其業務主管範圍相互進行工作上的協商。可能我們要思考的是，在這個新機制形成之下，我們如何把南海議題兩岸可以合作的相關事項，透過新機制進行協商。
新機制剛形成，如何合作協商，還待努力。我從三個不同的角度提供思考：
第一，兩岸針對南海所擁有的主權與法理基礎，要深入思考與研究。這點的迫切感與重要性已經相當明顯，我們必須要盡快提升合作進程，特別是台灣方面，要讓我們的政府高層，能夠把問題的重要性釋放到民間，讓所有老百姓都能夠感同身受，理解政府施政是為保護海洋權益。
第二，關於國際輿論的塑造，或是話語權的增強，過去中國大陸在南海問題上，都是從大陸角度去看、去解決這個問題。兩岸從現在開始要去體認，在重要關鍵議題上，不再只是大陸的責任，這應該也是兩岸合作要一起努力的。或許今年開始，我們必須研究思考，如何在南海的法理依據與作為上，形成雙方相互呼應的輿論？至少政府的公開宣示可以做到相互呼應，分進合擊。但是民間方面的學術研究，我們可以聚焦在幾個重點議題上，雙方一起努力研究共同發聲。這是今年兩岸新形勢下，我們已經可以做的。過去台灣在這方面有所顧忌，今天政府與政府部門已經相互銜接，會開展一些新機會與必要性；也很具體的開展民間學術合作的途徑與機會。
第三，在政治上，政府方面雖然有事務性協商，可是要立即反映到公開的南海事務上，似乎一時也不太容易。我非常同意院長在此時此刻，特別是我們二軌的機制要加深、擴大。我們從現在開始，不能只研究、只開會、只討論；我們還要想辦法落實，甚至找到單一政策面向去做，落實在雙方政策的層面上，這非常值得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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