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信中，李正文只是告訴汪元昌，他有多高興能回到祖國。
兩年後，汪元昌在四川廣元見到了李正文。所有的戰俘都被取消軍籍複員回家，無奈之下，他考了一所師範學校，重新回去當學生，也好謀個教職。
“那時我是一個年輕的軍官，他是一個身負屈辱的窮學生，相見之下，都有些酸楚。”汪元昌說，離別的時候，他再三問李正文有沒有什麼能幫忙的，後者遲疑了許久才告訴他，他想要一件衣服。汪元昌將隨身攜帶的襯衣讓他穿上。李正文個子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截，但他卻很滿足，連聲道謝。這讓汪元昌突然覺得難過。
戰俘身份，成了這七千餘名戰爭幸存者的標簽。他們的檔案裡被記下“特務嫌疑”、“控制使用”，像一個巨大的陰影，壓得他們抬不起頭來。
1959年反右運動時，一位複員後在奶牛場工作的戰俘向領導坦白了自己被俘的歷史，領導大驚又大喜，在職工大會上，興奮地宣布“奶牛場反右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他則成了“隱藏下來的投敵叛國分子”。
“文革”中，一位被開除公職的戰俘決定去北京上訪，他擠上紅衛兵串聯的火車，要去天安門找毛主席。管制他的公安局向全國發出了通緝令，他在北京被捕，押解回原籍，判刑入獄。
每一場運動，每一次風波，戰俘們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變節，變節必叛變”的懷疑中，一遍遍解釋自己，坦白自己，爭取寬大處理。
汪元昌再見到李正文時，“文革”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那時，汪元昌轉業到地方，是財稅局的官員，李正文是小學老師，同時還在地方劇團拉二胡。但無論學校還是劇團，都已經停業鬧革命，他一個人生活，局促而潦倒。
直到1980年，隨著“文革”結束，中央下發了對朝鮮戰爭被俘歸來人員重新複查處理的74號文件。對戰俘的不公待遇才得到糾正。
“現在，晚上天冷的時候，我還會想起他。”汪元昌覺得痛心，他的戰友李正文沒能熬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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