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頭支票”
“你是自願去台灣嗎？”小時候，陳朝勛問他的父親陳文基。“小娃兒別亂問。”父親不願意回答。
包括陳文基在內的來台戰俘們被稱作“反共義士”。他們到台灣的那一天，被定為台灣的法定假日“自由日”。
當年，這些爭奪來的大陸士兵被視作去台國民黨的一次難得勝利，在台北“總統府”，赴台俘虜們按要求集體向“蔣總統”排隊歡呼致敬。
來台兩個月後，這一萬多人集體加入國軍，並寫下決心書，“在領袖的領導之下，戰鬥！戰鬥！進軍！進軍！直搗北平城，打下莫斯科！”
台灣曾對這些戰俘做過統計，其中文盲接近一半，真正受過合格教育的少之又少。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被編為普通士兵，駐防台灣各地。
1954年4月份，陳文基和他的學生們即將面臨分別。被發配到各個駐地前，學生們紛紛給老師留下一張單人照片作為紀念。按照當時的習慣，照片上會寫下通訊地址，以求進一步聯絡。這些來台的年輕人，卻固執地寫下四川、重慶、山東、黑龍江，寫下某村某莊某人代收。
於是，很快，陳文基就和他的學生們在海島上失散了消息。
1966年，陳文基娶了一個高山族姑娘為妻，一年後，考入陸軍財務經理學校，後來成為一名會計。
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在台灣安然生活下去。1950年代，一位駐防金門的戰俘準備游泳回大陸，終於游上岸後，卻發現不過是回到了原地，而他則因體力透支暈倒被巡邏的士兵發現，被處以死刑，通報全台灣。
從小，陳朝勛對父親的印象，是父親不苟言笑，顯得心事重重。他不愛談來台灣以前的事情，家裡人也不能多問。
只是有一次，青年人陳朝勛拿回來一包美國香煙，勾起了父親的回憶。陳文基告訴兒子，在戰俘營裡，美國人每兩天發一包香煙，就是這個牌子——“Lucky Strike”，中文名“幸運出擊”，哪一方的士兵都有著相同的願望。
更多的“反共義士”則過著更艱難的生活。由於台灣規定士兵不能結婚，許多的戰俘直到四十餘歲退伍時，還只是孤身一人。他們文化水平低，沒有生存技能，不會講閩南語，融入不了台灣社會。孤家寡人，成了許多戰俘一輩子的傷痛。
在台北，台灣為這些老兵修建了白雞山莊，又叫“榮民之家”，鼎盛時曾有超過3000名戰俘住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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