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領導的民主政權及反腐倡廉建設是民主反腐鬥爭的又一個重要標杆。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人民在與日寇作殊死搏鬥的同時，絲毫沒有放鬆廉政建設，結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實際，制定了建立廉潔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綱領，並通過民主政權建設來實現廉潔政治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厲行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建立“三三”制政權，同其他民主階級、階層、黨派、人士合作共事，相互監督。在政權形式上，實行廣泛而嚴格的普選制與競選制基礎上的參議會制度，構建起切實的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的體制機制，保證了人民群眾的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參議會“是人民代表會議，是各級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各級政府必須遵守和執行議會的決議，並對它負責”[3]28。各級參議會(鄉、縣、邊區三級參議會)由人民直接選舉的參議員組成，擁有創制權、複決權和對行政人員的選舉罷免權。各級參議會有權聽取政府工作報告，向政府提出質詢，罷免行政和司法機關領導，監督和彈劾各級政府、司法機關公務人員，督促檢查政府對參議會決議的執行，審查批准通過政府預算、決算及政府的各項重要計劃等[3]176。
抗日民主政權的廉潔贏得了廣泛的贊譽，為黨的發展壯大和在抗戰後迅速戰勝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奠定了厚實的合法性基礎。在總結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堅定了對民主政治和民主反腐的認識，響亮地提出了以民主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主張。1945年，在同黃炎培關於歷史周期率的問答中，他堅定地表示“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一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很顯然，毛澤東所言的是一個民主體制，只有民主制度和民主力量才能幫助共產黨防止奮鬥精神的鬆懈，防止權力惰性的養成。毛澤東民主新路的思想，體現了民主政治與廉潔政治相統一的正確思路。江澤民對此評價說：“一九四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同黃炎培談到共產黨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歷史周期率時，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監督政府，防止消極腐敗現象發生的重要思想。”[4]323
革命戰爭年代民主反腐所取得成就和實踐證明，民主政治的發展，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這是根治腐敗現象的成功之道。當然，我們也應看到，由於戰爭環境和其他因素的影響，當時的政權建設也不可能很健全，對權力監督的做法還是偏於簡單，有些措施也沒有得到很好實施，但在這段時期所形成的許多有益思想和做法，都為以後的反腐倡廉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借鑒。
二、建設時期：民主反腐的成就與挫折
中國共產黨擊敗國民黨政權，民主與廉潔是兩面旗幟。中國共產黨發展民主政治，建設廉潔政治，與國民黨政權的專制獨裁、腐敗無能形成了鮮明對比，從而贏得民心，獲得支持；走上執政地位後，繼承和發揚了戰爭年代的政治、組織和作風優勢，民主執政，勤政廉政，鞏固了新生的執政地位，促進了建設事業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之初，隨著權力的掌行，黨和國家機關中的驕傲自滿、官僚主義、享受主義等弊病，甚至貪污腐化、墮落頽廢、違法亂紀等極端嚴重現象時有發生。據最高人民檢察署對四川、江西、新疆、天津、沈陽、武漢等13個省、市的不完全統計，1950年7月到1951年6月的一年時間內，經檢察機關檢舉和人民法院判處的貪污盜竊國家財產的案件近6000件，損失國家財產近3000億元(舊人民幣)[5]342。事實表明，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表達的“被腐蝕”的擔憂不是空穴來風，需要採取有力措施及時制止。為此，新中國成立伊始，黨中央就發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等一系列運動，嚴厲打擊貪污浪費等腐化行為，取得了執政後反腐敗鬥爭的初步勝利。新中國成立後的反腐倡廉建設同樣是以民主反腐為紅線，貫穿於反腐倡廉建設的全過程。
第一，人民民主政權是民主反腐的政治根本。中國共產黨領導成立的新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成為新中國最根本的政治原則。這一原則釐清了國家權力的源流，在權力授受、運行、監督等環節上確定了權為民所授、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控的目標，並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保證國家權力的產生、運行始終處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始終是基於公意，從而從根本上為杜絕國家權力的異化提供了總要求。這就為此後的民主反腐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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