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時期：民主反腐的創新與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轉軌、社會轉型過程中，腐敗現象大量滋生蔓延，嚴重地威脅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正是基於這種深刻認識，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掀起了反腐敗鬥爭的新高潮。與此前運動式反腐不同，新時期的反腐倡廉建設走上了實質性的民主化、制度化道路，緊緊圍繞著如何監督和制約權力這一核心問題，不斷探索有效控權與限權的方法、途徑，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深化了民主反腐的價值意蘊。
鄧小平跳出了運動式反腐的路徑依賴，其革命性的貢獻在於開辟了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以推進民主反腐的新境界。
第一，他不僅注意到腐敗發生的思想根源，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腐敗發生的體制性根源在於權力高度集中，大膽地提出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在傳統政治體制下，“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8]328-329因此，鄧小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然之路，是民主防腐治腐的具體實現形式。他指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8]177發展民主政治與消除官僚主義等弊端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共同統一於政治體制改革之中。
第二，他要求從黨的執政體制和方式上考慮改革政治體制，考慮從權力的制約與監督上遏制腐敗發生。鄧小平把改進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強調黨政要分開，其鋒芒所向，直指傳統政治體制的總病根——“權力過分集中”，特別是“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其實質就是從權力體制方面解決問題。這就為新時期的民主反腐拓展了新視閾，提出了新進路。
第三，鄧小平開辟了制度反腐的新領域。制度反腐是民主反腐的題中應有之義。現代法治是基於民主政治基礎上的，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鄧小平的制度建設思想就是一種民主政治思想，是指在民主政治基礎上的制度，帶有根本性、長期性、全局性和穩定性。鄧小平的反腐思路是一靠教育，二靠法制，後者更重要。他指出：“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379鄧小平的民主反腐思想為新時期反腐倡廉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的雛形。
鄧小平民主反腐思想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得到了進一步深化。隨著對反腐敗鬥爭複雜性、艱巨性、長期性規律的認識，江澤民在繼承和發展教育防腐和制度反腐等傳統優勢的基礎上，更加突出了權力監督這一重點。在他的反腐思路中，“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一方面強調了通過教育加強領導幹部的自律自覺，更重要的是“依靠發展民主、健全法制來預防和治理腐敗現象”，通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法制建設……保證權力的正確行使”[10]543。而要實現對權力的監督，就必須對現行權力運行體制改革創新，營造一個可以監督、有利於監督、能實現監督的體制環境。江澤民指出：“好的體制，可以有效地預防和制止腐敗現象的發生，反之，不好的體制，則會導致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要著重抓住那些容易產生腐敗現象的環節來推進體制創新工作，特別是搞好人事、財政、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10]544。這些權力過於集中或者過於分散、“容易產生腐敗現象的具體體制、制度和薄弱環節”，要“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10]538在此基礎上，江澤民首次提出了要“通過深化改革和體制創新，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相互制約的運行機制。”[10]545意圖通過權力結構的調適、運行機制的規範來增強防腐治腐的有效性。
在這一思路的指導下，進入新世紀，改革和創新權力體制，調整權力結構，搭建新的權力框架，就成為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的突破口[11]。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的諸多措施，其中首要的是權力結構的調整，要求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12]；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進一步強調了“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確保權力正確行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種權力結構的調整實際上提出了權力分拆的方向，意味著要從集權式結構轉向分權式結構，在分權的基礎上通過權力之間的制衡關係來達到相互制約與監督的目的。這種以權制權的結構模式更符合現代民主政治運行規律，在防止腐敗現象滋生蔓延上也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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