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3日電／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惡戰、混戰，戰爭傷害到許多無辜的國家和人民。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現代資本主義苦心塑造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遭到重挫。2008年，英國女王在倫敦經濟學院詢問經濟學家為什麼沒人預測到這次因市場失靈而產生的金融危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金融危機背後的邏輯“有效市場假設”的提出者，2013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為少數人服務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們，是不大可能預測到這次金融危機的，反倒是為大眾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保持著冷靜和清醒，早在世紀之交，就預測到一場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的到來。
求是雜誌刊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歐洲思想界的變化和分化，在對資本主義文明深刻反思過程中，社會主義開始從理論走向實踐，形成了世界性影響。在東方，印度的泰戈爾猛烈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禍害，中國一大批先進分子也覺悟覺醒，走向延安，走上爭取獨立自由、民主建國道路。2008年的金融危機同樣催化國際政治思潮發生分化，人們對西方民主失靈的反思正在逐步延伸到資本主義制度層面。在對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一片失望與不滿中，國際思想界開始出現“向東看”的轉向和趨勢，尋找世界走出困局的東方智慧，中國式治國理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開始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和重視。
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
現代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是壟斷性和跨國性，它與國家的關係呈現兩面性。一方面，它附著於霸權國家，利用霸權國家為其在有序市場競爭下所不能獲得的高額利潤服務；另一方面，又竭力擺脫國家機器對它的限制，它與國家的關係，邏輯核心是控制國家而不是為國家所限制。現代資本主義借助資本對國家的滲透和腐蝕，繳獲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權力，削弱了國家的一般社會職能管理能力，從而擁有獨斷性的權力。在跨國資本主義力量的左右下，國家在一般社會管理領域的職能逐步削弱，要麼附著聽命於資本，為資本的利益服務，要麼在資本的層層剝離下，淪為空殼。財政、貨幣、稅收、司法、軍隊等權力逐步被大資本收入囊中，在“小政府”的政治經濟學輿論下，不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以及應有的集中權力被削弱，不得不聽任跨國資本力量的專制性擺布。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評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時形象地說：“我得聲明我對歷史終結這種論斷不以為然”，並不是歷史到了終結點，而是“被操縱的世界已經到達了崩潰點”。
大資本力量在將國家權力竊為己有之後，即可在幕後用專制獨裁的方式行使權力，將民主異化為錢主。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危機期間出現的普遍性的政府危機和民主失靈現象，恰恰是現代資本主義隱性專制的結果，政府一定意義上成為資本和利益集團的傀儡，它面對大問題的時候顯得太小，面對小問題的時候又顯得太大，動彈不得。對此，西方很多民眾開始對現行的政治體系大失所望，責怪政府大把地用納稅人的錢為銀行家輸血，而在事關醫改就業等民生問題上卻非常吝嗇，甚至吵鬧不休。民眾在政治參與問題上除了手中的一票以外什麼都沒有，成了個袖手旁觀的擺設，即便擁有一票，也只能在被給定的“要茶還是要咖啡”兩者中作選擇；而政黨輪流坐莊制又隱蔽且帶欺騙性地製造出政黨責任的自動豁免機制，政黨執政不力甚至出現執政錯誤的時候最多下台了事，老百姓連問責的機會都沒有。同時，政黨組閣制又使官員犯錯時以辭職形式可以豁免法律追究，逃之夭夭。在一些國家權力為大資本竊取、分有的國家，民眾發現涉及民生之類的問題找不到機構負責，責任幾乎被無限地推給了看不見蹤影、找不到責任人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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