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來，發展中國家必須從這套教條、愚民、文化殖民主義色彩的普世價值評價體系中解放出來，將自身國情與一般治國理政原理結合起來，探索自己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升級換代賦予新的生機。實踐證明，西式民主的這套坐標系，儼然成了一些國家政治發展失敗墳墓上的十字架。面對西式民主輸入給一些國家帶來的政治、社會、經濟、民生上的動蕩折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將目光轉向中國，尋找治國理政和民主政治的中國式智慧。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就此坦言：“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的特殊發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發達國家稱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民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
西式民主在內部失靈以及外部推銷過程中製造出的動蕩，與中國民主政治和制度模式取得的成就形成了強烈對比，民主政治的坐標系正在發生位移。一種內生的、新的制度模式在噴薄而出的時候，外來的概念或者舊模式中的概念是解釋不了的。2014年3月28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柏林會見習近平主席時說：“認識中國不能套用德國的標準。”作為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中國的民主政治坐標是聚焦在中國的歷史資源、文明自強、制度自信和實踐自覺基礎上刻畫出來的，只有也惟有在這個坐標系下，才能深刻認識當代中國的進步。人們在讚揚中國的經濟成就時，大多忽視經濟成就背後的民主制度優勢。實際上，經濟建設與民主政治是輔車相依的。應該承認，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建設上各有成就，但因為背後民主政治安排的根本不同，決定性地導致經濟發展成果的分享範圍在1%和99%上出現差別。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沒有一種制度能像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那樣，僅在30多年時間內就帶來6.8億人脫貧的成就，這個成就不是在對外掠奪基礎上取得的，而是在內生制度創新和全體人民勤奮工作的基礎上取得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取得的，而不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取得的。中國道路的制度之謎為國際學術界所著迷，媒體就此評論說：“這是一個保持了自己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解開這個謎，哪怕是說清楚其中的一小部分，都有可能會成就世界級的理論建樹。”
確立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並不是說用自己的政治坐標要求別人，而是要用自己的民主政治坐標定位自己，以堅強的制度自信指引自己的發展道路，用自己的政治話語將中國民主政治的道理講清楚。坐標系的不同，看問題的方式和結論就會不同。按照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那些自詡為民主榜樣的國家，就會成為不那麼合格的民主國家：按照中國“一屆接著一屆幹”的政黨制度，兩黨制或多黨制下的“一屆隔著一屆幹”甚至“一屆對著一屆幹”是低效率的治國理政方式；從2013年以來中國深入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種上下相互監督的有序民主生活實踐，在一些國家是不可想象的；中國政府在對政企關係作嚴格約束和規範、保護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時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卻在2014年4月2日判決進一步鼓勵財團政治捐款、助長“錢主”；按照中國重大決策和規劃廣泛聽取各界人士意見的協商民主制度，一些國家兩黨制下排斥對手意見的決策，最多只能算是小集團內的分裂式協商制度；中國認真傾聽各國對中國發展合理建議的時候，有的國家卻居高臨下，以網絡專制大肆監聽，侵害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堅持國際上的事情大家商量著辦，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有的國家在外交上口口聲聲喊民主，但遇事行事卻從不與人商量。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對中國民主政治中的協商內涵印象深刻，直言“中國的協商民主要比西方的議會民主更具有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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