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這方面，鄧小平給我們做出了榜樣。1978年，鄧小平會見日本天皇時說：“過去的就過去了，今後一切積極向前看。”“過去的”指什麼呢？指日本侵華戰爭。鄧小平是抗日戰爭領導人之一。按說，離戰爭越近的人，對仇恨記得越清楚，離戰爭越遠越淡化。鄧小平離戰爭那麼近，還能這樣說，令人為之感慨。在鄧小平時期，有些城市在“8·15”時並不鳴汽笛，現在又鳴了起來。不鳴汽笛，難道就可以說鄧小平那個時候不愛國嗎？鄧小平在訪日之後指示說：“要把日本當代電影拿到中國來放”。當時上映了《追捕》、《阿信》、《阿童木》、《一休》等日本影視節目，很多中國人成了高倉健的粉絲。而前些日子，據說電影院要上映一部日本電影《貞子》，很多人都接到短信說：“誰要看這部電影誰就是漢奸”。漢奸是有明確定義的，怎能說看一部日本當代電影就成了漢奸？社會認識糊塗到了如此地步，著實令人痛心。
1984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把中日關係放到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要永遠友好下去，這件事超出了我們兩國一切問題的重要性。
看到鄧小平的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有些青年人不禁要問，在鄧小平當政時期，中日關係有沒有摩擦？有的。今天兩國關係出現的問題如釣魚島問題、參拜問題等，在鄧小平時期都反覆出現過。鄧小平站得高，具體問題具體應對，但是在戰略層面的把握上，不能把日本驅趕到對立面。今年5月9日，俞正聲在北京會見日本自民黨代表團的時候說，中日兩國應該成為好鄰居，通過雙方努力，兩國可以克服當前的困難局面。俞正聲這個講話體現了鄧小平的國際戰略思想。我們當然應該揭露日本右翼的言行，堅持釣魚島主權，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怎樣區分不同情況（比如極少數右翼和絕大多數日本國民的區別），有鬥有和，則是高難度的課題，需要學習鄧小平的智慧。
前一段時間，中國的電視台播出了300多部反日電視劇，觀眾的反映是過多過濫，很多電視劇非常無聊。北京就有四種報紙發表文章說，這些電視劇實在看不下去，這不是播種仇恨嗎？另外，在釣魚島爭端中，我們一度中斷與日本友好城市交流，中斷高中生交流，還把日本圖書下架等等。其實，文化交流是不應當中斷的。2012年，85個城市反日遊行打砸搶燒，陳曉魯接受採訪時說：“這是文革再現，太野蠻了。”
更有甚者，有的人在媒體上放話說：“要降伏日本”，“中國需要一場新的對日戰爭洗雪過去的恥辱”，“要把日本作為中國導彈的靶場，把日本打成一片火海。”還有人說：“到了在南海動武的時候了”，“一周內把越南打成植物人”。意識形態被狂熱的民族主義綁架如此，不能不令人擔憂。歷史事實表明，利用民族主義解決國際爭端的做法往往效果不佳，反倒會加劇困境，使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動向產生疑慮，使他們希望美國力量介入東南亞，以維持平衡。美國最近高調“重返亞洲”，與東南亞國家的需求一拍即合。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前些天對我說，我們國內一些人在媒體上威脅和謾罵日本，其實幫助了安倍，使安倍在日本國內獲得更多資源，並且使日本的主張在國際上獲得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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