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民族主義勃興，爭的是什麼？爭領土？爭資源？爭歷史正義？都有。但是有學者指出，更重要的是爭尊嚴，爭國際地位，爭國際話語權。
中日兩國為了釣魚島這樣緊張，本質是什麼呢？我認為是新興大國向原有大國提出挑戰，即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過去以日本為首的東亞權力平衡，由於中國崛起被打破了，這是地區權力轉移。有日本朋友對我說，日本要適應中國強於日本，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心理時間。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說，德國和捷克在1938年9月關於蘇台德地區的主權爭執，實質上並不是蘇台德地區的歸屬問題，而是對整個中歐的主導權問題。中日兩國關於釣魚島之爭，實質是東亞主導權之爭。法國學者克勞德·邁耶在2010年出版的《誰是亞洲領袖，中國還是日本》一書中說，中日之間的爭鬥，實質上是爭奪東亞的主導權，爭奪更高的外交地位。
中日矛盾恰好包含了領土問題、歷史正義問題、社會制度問題、權力轉移問題和民族主義互相刺激的問題。問題如此複雜，出路何在？
在這裡，介紹幾位德高望重的智者的一些看法，或許有助於我們探討。
一位是原中聯部部長、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主任朱良，今年90歲。朱部長給我寫了一封信說：2002年的時候，你寫文章提出對日新思維，很有勇氣，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朱部長是老革命了，他說：“應該對人民，特別是對青年進行這樣的引導”。
第二位是何方老人，92歲，1938年到延安，曾任張聞天總書記的秘書、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他創辦了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並任首任所長。他兩次對我說，中日關係不能以歷史為基礎，而應該以現實戰略利益為基礎，如果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歷史為基礎，那麼美國與英國、法國與德國、俄國與德國、美國與日本根本就不可能搞好關係。
第三位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80多歲了，寫過《日本第一》和《鄧小平時代》，在中日兩國都有很大影響。他今年1月來中國，我和他就中日兩國關係交換了意見。他對我說，中國現在經濟規模超過了日本，而且中國的民族主義比較厲害，日本受到很大壓力，很緊張。目前中日兩國關係的主導面是中國，中國掌握著中日兩國關係的主動權。日本現在興起的民族主義，是對中國壓力的一種反彈，但基本的態勢是日本害怕中國，其實日本是可以成為中國的朋友的。
第四位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著作等身的大學者，也80多歲了。今年春節，我跟餘先生通電話，他在電話中對我說，中國和日本只有和解這一條路可走，別的路都是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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