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反腐敗鬥爭的重點要放在制度建設上。大力查辦各種腐敗案件，嚴厲懲戒腐敗分子的違紀違法行為，固然是反腐鬥爭的重要任務，但卻並不是最終目標。既要抓“老虎”，更要建“籠子”，只有把“老虎”關在制度的“籠子”裡，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虎患”。反腐敗鬥爭的最終目標應該是構建一套科學有效的反腐防腐制度體系，因此在反腐鬥爭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後，要逐步把工作重點從“打虎”轉移到“建籠”上來。只有構建起全面系統的防範和懲戒腐敗的制度體系，才能讓各級官員“不想腐、不必腐、不能腐、不敢腐”，也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蔓延的勢頭。
最後，權力腐敗的“歷史共業”問題應特殊處理。不可否認，權力腐敗問題既有官員的主觀因素——這也是主要方面，但同時也有客觀因素。那些因歷史環境、價值觀念、制度機制等方面的缺陷而造成的一些在今天看來的不當行為，可以稱之為“歷史共業”問題。雖然這些問題都應在黨紀政紀懲處的範圍之內，但考慮到牽涉的面太廣、人太多，一旦按律行事，有可能引發大範圍行政運行癱瘓的風險，例如前幾年發生的廣東茂名腐敗窩案，以及近來的石油系統腐敗窩案等。為了妥善處理這種情況，可參照香港廉政公署以前的特殊處理方式，以現在的時間點為界，凡是在此之前且腐敗情節相對較輕（情節、金額標準可再議）的，只要認錯、退賠，一律既往不咎；而此後一律建章立制，按章懲戒，以此解脫一大批幡然悔悟的“小蒼蠅”，集中力量打擊“大老虎”。“歷史共業”問題特殊處理，從法理上說也許有違公平正義，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這種方式有利於減少阻力，也有利於反腐敗鬥爭順利進行。
至於像社會上一些人所擔心的那樣：大規模的反腐影響了經濟發展、影響了廣大幹部的工作積極性，進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可能會影響經濟發展、影響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筆者認為這種擔心雖有一定依據，短期內經濟發展的某些領域，如高檔煙酒消費、旅遊餐飲業等也的確都受到了較大衝擊，一些官員在招商引資等方面的積極性也有所下降，但從長遠來看，進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掃除了諸如“吃、拿、卡、要”等行為給經濟發展造成的障礙，事實上有利於為市場經濟營造一個公平、公開、自由發展的環境，也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這方面的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