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1日電／現在香港年輕人政治上不考慮中國本身，經濟上不敢跨過深圳河；過去港人的大中華胸襟如今安在？
閒居已久的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上月在一個講座表示，香港要像世界其他大都會一樣，習慣一小時生活圈，考慮在珠海居住，往返一小時到香港工作。特首梁振英在深圳前海參觀之後，也勸誡香港的年輕人要往外闖，考慮到中國內地生活和工作。他們講的都有道理，但現今的年輕人聽不進去，歸根結底是他們認為過了深圳河就是一個他們不能想像可以共存的社會。
美國東部的年輕人都會到紐約嚐嚐大蘋果的滋味；英國以至歐洲的年輕人都會到倫敦去一試身手，成功了留下來，失敗了還可以返回原地過平凡日子。紐約人倫敦人到了退休年齡，可以賣掉房子，以一筆不菲的收益，到小鎮頤養天年。內地的年輕人也有北漂、上漂，到北京和上海打拼，成功了把父母接過去團聚，即使失敗了也有返回原居地的退路。
姑且把這個叫做“退場機制”，很多內地年輕人到香港打滾，爭取工作經驗或者把握機會，如果不如意，他們會退回內地，即使有些已經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差一年就能得到永久身份證的也會毅然離港。反之，香港的年輕人就是缺乏了這個退場機制，不但不考慮到內地闖蕩，有些人在考慮升學時也把內地這道門關閉。這些都跟目前香港年輕人的目光局限有關。
梁錦松在講座上闡述一小時生活圈之後，在座一位年輕人回應﹕你所說的很陌生，而且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我來講是很抽象。現今的年輕人，為什麼會認為作為中國人感到抽象呢？
一百多年前，有一個少年時從新加坡移居香港的人叫伍廷芳，他從聖保羅書院畢業後在法庭當翻譯，同時在《中外新報》編譯新聞，後來到了英國攻讀法律，返港成為律師，被委任為香港第一名華人立法局議員，他並不滿足於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政治，北上參與洋務運動，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參與中法和中日條約的談判，後來被清廷委任為駐美國等國公使，中華民國成立後擔任外交總長、廣東省長等職。這是清末民初的事情，或許太遙遠。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吸引移民的城市，蘇兆征生長在珠海淇澳島一個破落的斗室，十八歲來香港當海員，一九零八年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後成立海員工會，一九二二年發動海員罷工，成為中國勞工抗爭歷史的第一章，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三個月後領導省港大罷工，帶領兩萬多名香港工人返回廣州與廣東工人聯合，抗議英國在上海和廣州製造五卅慘案與沙基慘案。省港工人斷絕香港的蔬菜和肉食供應，封鎖港口，香港的經濟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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