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省港工人聯合抗英的歷史已經被人遺忘，被忽略的還有，港英政府派員到廣州要求工人返回香港復工，罷工委員會提出的條件之一，是香港立法局議員由普選產生。首先提出普選要求的，不是三十年前的民主派，而是九十年前的共產黨人。
香港年輕人參與到內地政治的，從來沒有間斷過，抗日戰爭爆發，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起，多間中學比如皇仁、庇理羅士、聖保祿等學生參加，成立學賑會，宣傳抗日，籌款並派員分四批到內地游擊區擔任救護傷兵工作。當時的英皇書院學生鍾明積極參與學賑會，後加入中共，解放後曾擔任廣州市副市長。
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事件，成因可能跟目前香港的佔中差不多，就是社會矛盾突出，工業開始起飛但工人權益保障跟不上，政府提供的福利未能照顧普羅大眾，反英是訴諸於民族情緒的表達，實質是抗議港英當局對市民的照顧不足，抗暴是對暴力鎮壓的反應，並非運動的初衷。這些都是香港社會的內部因素，但還有一條重要的外在因素是內地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特點是亂，思想混亂，組織混亂。當時中共領導香港的組織，包括在北京和在香港的，都陷入混亂狀態，香港市民在某種程度是想參與到全國的“滾滾洪流”，與全國人民一道，改變國家民族的前途，這些做法目前都被完全否定，但當時他們的這個情懷值得好好研究。
這種敘述還應該包括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五年後的那場運動，當時香港市民對於成為中國的特區應該是有一番憧憬的，這還包含著擺脫殖民地統治，翻身當家作主，成為香港的主人，成為真正的中國人。當時的學生無論在香港遊行或者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大部分人的目的是單純的，是為國家民族前途著想的。
現今的香港年輕人，政治上不考慮中國本身及其在國際上的大局，經濟上不考慮內地急速發展所提供的機會，生活上不考慮跨過深圳河的大片腹地。香港普選行政長官，需要從國際格局、國家大局、政治經濟文化因素，以及從歷史觀出發考慮。香港歷史上的年輕人，過去有過大中華的胸襟與情懷，而今安在？
在香港百多年的歷史當中，內地人到香港謀生，賺夠錢就回鄉娶妻生子，或者安享晚年，港人到內地做生意都是常態。中國之於香港的年輕人，並不陌生，香港人作為中國人，一點都不抽象。
回歸後，誰在塑造香港年輕人的世界觀時，刻意把中國因素抹掉或者抹黑，他們應該好好反省。
（來源：亞洲週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