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認為兩岸應該交流、探討“民主”，大陸認為“民主交流”需要在政治協商框架進行，台灣以“社會條件”不足為由，回避政治協商。如果說“民主”是兩岸政治的解決機制，那麼，兩岸就需要對“民主的具體形態”進行探討，然而，兩岸對“民主交流”方式的認知存在差距。
筆者認為，市民社會與國家相互關係理論，做為一種“國家學說”，適用兩岸關係，可以成為推動兩岸關係深化發展重要的指導原則。
根據市民社會與國家相互關係理論，“市民社會”是與國家相區隔、自主獨立、去政治化的領域，“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那麼，兩岸就需要先在“市民社會”進行民主交流，而不是直接上升到“政治協商”層次討論“民主”。因為“市民社會”民主交流是未來政治協商的仲介與基礎，是政治協商的準備方式，而在“政治協商”層次討論“民主”，是協商構建統一的“政治中國”。但兩岸對於“市民社會”交流民主，必須首先達成共識，才能開展。
1992年兩岸兩會在香港會談，達成“九二共識”，這一種機制與方式，對兩岸今天怎樣達成“新共識”提供了參照。首先，為達成“新共識”，並不要求通過設立“政治協商框架”；第二，兩會香港會談，做為成功範例，可以成為兩岸達成“新共識”的方式與途徑。
筆者倡議，效仿1992年兩岸兩會在香港會談的機制，圍繞“市民社會交流民主”，兩岸交換看法，尋求“新共識”的表述方式。但與“九二共識”的區別在於，“新共識”必須以“單一文件”出台，“單一文件”可以稱為《指導兩岸“市民社會”進行民主交流的綱領文件》，如此，兩岸就達成“新共識”。
鑒於各方對“九二共識”的詮釋是分歧的、爭議的，“新共識”需要避免日後被爭議性解釋，所以，“新共識”使用的每一個“關鍵名詞”，內涵與外延，都必須給出明確的界定，各方對“新共識”只能有唯一的解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