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嚴打啟動之時，新疆提出確保每起案件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這方面是如何做的？
熊選國：嚴打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等三部門聯合出台了《關於辦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極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根據法律和這個意見，結合新疆實際，自治區也下發了指導意見，對哪些行為表現按法律規定以什麼罪處理都作了明確規定，確保在法律框架下精准打擊。
實際上在嚴打啟動之前，我們已經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暴恐頻發的情況下，我們總結到底哪幾類對象要加大打擊力度，重點打擊暴力恐怖、宗教極端、制槍制爆、傳播暴恐音視頻、組織偷越國（邊）境等犯罪案件。還在全疆政法系統進行了輔導培訓，確保嚴打方針和政策法律在執法辦案中全面正確貫徹落實。
在嚴打行動中，我們對暴恐犯罪的首要分子、罪行重大者堅決依法嚴懲；對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從寬處罰，實行教育轉化。
對嚴打中的每起案件，我們嚴格起訴審判程序，確保證據扎實、事實清楚、定性準確、量刑適當。目前，已審理案件上訴率不到9%，明顯低於其他刑事案件。嚴打進行到現在，比較平穩，防止了擴大化。
陳芳：新疆強調打擊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導的一手也要硬。這二者如何平衡？有聲音提出打擊同時又去教育，無形中會不會降低打擊的權威性？
熊選國：不矛盾。我們抓人不是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轉化這些人的思想，否則抓起來，過幾年放出來，還是一樣會危害社會。打不是目的，最終目的是讓他不再危害社會。該判刑還是要判刑，按照法律該判多少年還是要判多少年，但同時要教育轉化。
在新疆，全社會做好大眾“去極端化”教育的同時，政法機關更關注三個“細水滴灌”領域的“去極端化”教育：
一是我們對在押人員，包括監獄中的服刑人員，都要開展“去極端化”工作，加強教育感化，最終要把這些人思想上的“疙瘩”去掉，包括一些頑固分子。我們有轉化成功的，包括一名參與過“東伊運”的創建者和一名“伊扎布特”組織頭目，都被轉化了過來，而且自願現身說法，講述自己從人變“鬼”、從“鬼”變人的過程，並痛苦流涕，憤怒地稱受宗教極端勢力的表象所騙，決心痛改前非。
二是開展針對那些受宗教極端思想影響的群體的教育。經過“去極端化”教育後，他們思想變化較大，我到鄯善縣魯克沁鎮，那裡教育轉化人員編排的歌劇《父親的囑咐》、《懺悔》，賽爾克甫村組建新時代樂隊、編排的歌曲《親愛的父母》等，都真實反映了“去極端化”教育的效果。
三是我們通過集中整治工作，還突出加強了易發生暴恐案件的重點鄉村群眾的“去極端化”教育，效果也不錯。例如，去年“7·28”案件發生後，我們在案發地接觸到的群眾異口同聲地講，所謂“聖戰是第六功”，所謂“聖戰殉教進天堂”都是假的，如果再有人煽動這些，他們就把煽動的人送到監獄去！
做新疆工作需要持之以恒、保持定力
陳芳：由此來看，“去極端化”治標容易，但要治本則是一項長期的複雜系統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可能還會因為某一個具體事件引發爭議，新疆幹部講你們的工作常常出現100-1=0的情況。
熊選國：是啊。“去極端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加之，新疆區情特殊，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反恐的前沿陣地，很多問題相互交織、複雜敏感，牽一發而動全身，稍微一個小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就可能引發大問題。
就在最近，喀什處理穿戴蒙面罩袍和留大胡子的報道，這是一篇失實報道，結果人家就認為留大胡子就判刑，你們新疆怎麼搞的。事實上我們打擊處理的是社會上強迫他人者，煽動組織蠱惑他人者，還有一種是威脅、恐嚇、毆打不留大胡子、不穿戴蒙面罩袍的人。這些打著宗教旗號的黑惡勢力，必須打擊處理，當然打擊處理的是極少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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