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的準則，新中華文化全球化體系的建構應配合“公共外交”政策，依循量子組織的型態，部署“戰略經營單元” （strategic business units），深入全球各地方社會，執行文化政策的戰術任務。在戰術上，公共外交的運行體制必將採取“分眾合流”的網絡整合方式：分眾者，根據各在地國社會的特質，將之分化成各種機能領域、不同地域、不同層次及不同層面的社會群體或組織，分別建構鏈接網絡，交錯成網絡系統，逐漸增強其鏈接力；合流者，建立虛擬中心，扮演網絡平台的角色，依特定時空的議題、需求或事件，執行對網絡收網的任務整合。只要全球化網絡存在，包括資金、產業、科技、財貨、信息、人員…等的流通網絡仍能運行，“分眾”的工作就能順利進行。
陸、結 論
中華文化復興不僅要能“坐而談”，更需要“起而行”；那就只能透過政策的運作方能竟其功。任何政策的規畫都應該先確立其政策目標，而政策目標的確立必須透過對客觀“時、空”環境的觀察與分析，尋求主體的定位。之後，政策問題及方案才能依邏輯推論逐步浮現，進而再擬訂政策的執行計劃，發揮執行力，完成目標。
中華文化復興政策的政策目標是建構以中國現代化文化為核心價值的世界文化體系。其內容包括二個面向，即文化轉型以及能夠與世界其他異質文化的共生；這二個面向看似獨立，本質上是相互聯繫的，共同的基礎就是全球化時空體系的知識文明典範或量子思維。根據康德的本體論，文化轉型應該從新文化內容及轉型程序探討；而關於與異質文化的共生，也是要從建構文化的共生性以及共生程序二個途徑來探索。文化轉型及文化共生的鏈接就是“在知識文明體系內具有流動、對話、共生動能的新中華文化”。
最後，中華文化復興政策的成敗，除了內容及方案的規劃之外，更重要的關鍵是執行力的建構。華人社群主義比西方全球化體系，更具有“全球化”的特質；這是經過長遠歷史演進的結果，也是中華文化復興重要的資源。全球規模的現代化物質體系也正需要一個全球規模的精神文明體系來調和，以形成一個“全人”價值的新文明體系，吾人所能預期的是“新中華文化的全球化體系”，如此才能進一步建構一個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世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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