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世界秩序的形成是解構舊秩序和建構新秩序的同步過程，又是不同地區秩序的複合體。在不同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文化條件下，形成不同特點的地區秩序，是世界秩序演進的雛形。我們可以試想各個區域秩序的不同結構特征，將為世界秩序提供不同的模式選擇:東亞地區秩序可能成為大國共治的核心試驗區，域內大國和域外大國、全球大國和地區大國、新興大國和傳統大國在本地區力量最為集中、利益交叉最為深刻、合作方式最為複雜，東亞大國的合作模式自然是世界大國合作的序幕。歐洲地區秩序是一體化融合的試驗區，歐盟已經從經濟一體化走到了政治一體化的關鍵節點，它的歷史性突破將為其他地區打開一體化秩序的大門。歐亞地區是前蘇聯解體後的秩序重建試驗區，冷戰遺產、帝國文化、宗教民族糾紛交集，這個地區將為世界秩序跨越地緣政治提供經驗。中東是傳統安全與非傳
統安全要素最為集中的地區，域外大國、地區大國、非國家行為體、極端恐怖組織的各種負能量構成極為複雜的長期衝突。世界秩序的和平取決於中東地區秩序的穩定。撒哈拉以南非洲處於前現代社會直接向後現代社會轉型的過渡階段，這裡可能是21世紀最有發展潛力的秩序試驗區。美洲在經歷了3個世紀的單極秩序之後開始走向多極秩序，這個新大陸是全球氣候治理的最佳試驗區。每個地區秩序的實驗成功與否，都將決定21世紀世界秩序能否建立起來。這樣一個多樣化的秩序構建將是極為複雜、廣闊而漫長的歷史進程。
21世紀的最大變化將是“美國治下的和平”秩序解構。我們看到，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體系離心力增大，美元主導
的世界貨幣體系走向多元化，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越來越失靈，美國自己也在不斷地拋棄這些規則;美國推行的“普世”價值體系越來越不適應各國的實際需要，輸出美國模式的結果實際上是在摧毀西方秩序。所有這些變化，都不是中國崛起造成的，更不是中國的“戰略陰謀”所為。恰恰是美國本身的戰略誤判所致，恰恰是過於迷信“美國治下的和平”造成的後果。美國從1990年代開始推行的“國際新秩序”幾成畫餅。
中國和美國在國際秩序體
“美國治下的和平秩序”與中國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
系中不存在爭霸問題，也不是制度模式之爭、意識形態之爭、文化價值觀之爭，而是哪一個體系更符合未來趨勢的問題。美國主導的是20世紀國際秩序，它要把這一套體系概念保持到21世紀末。用奧巴馬的話來說，就是美國還要領導世界100年。但是，他不說或不知道如何改變領導方式，如何包容新興力量，如何適應新的要素結構，這樣能保持秩序百年不變嗎? 中國圍繞21世紀世界秩序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21世紀各種新要素、新特點、新理念的集大成者。我們維護的是現存國際秩序的合理部分，改革的是20世紀國際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部分，構建的是21世紀出現的、20世紀所沒有的世界秩序乃至全球秩序。其核心就是“全球治理”，而這個秩序的基礎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的秩序顯然不是“美國治下的和平”體系，這不是因為美國的力量衰落了，而是因為美國的國際秩序理念過時了。20世紀英國的帝國體系概念停留在19世紀“不列顛治下的和平”，結果是英國不可避免地退出世界舞台的中心。因此，當代秩序的關鍵問題是，代表20世紀國際秩序的美國和引領21世紀世界秩序的中國能否攜手共建、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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