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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暢對中評社表示，中亞國家的權力更迭對中國與中亞的關係產生的影響十分有限。（中評社 張爽攝） |
其次，卡里莫夫時代的主要政治架構在他去世後保存下來了。幾個實權人物的協調和搭配還是比較平穩的。但新的政權上台之後還有幾年的時間是很關鍵的時期。現在，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在內的中東國家都面臨外部的威脅，既有來自中東和阿富汗的極端思想滲透，也有大國在這一地區的爭奪。這回我們看到俄羅斯在烏的權力交接中也發揮了一定作用，未來我認為俄羅斯還會發揮更多的作用。
第三，經濟也是很重要的問題。有學者說，當前中亞的主要問題就是它的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會衍生出許多問題，比如社會不穩定以及對政權穩定的威脅。所以說烏茲別克斯坦的局勢基本保持穩定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未來這幾年還是它的關鍵期，需要仔細觀察，謹慎樂觀。同時中國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發展中烏關係，這對烏來說也是個很重要的因素。烏茲別克斯坦很需要中國的經濟合作，對中國來說烏茲別克斯坦也一直是有著很好合作前景的國家。
中評社：中亞是否會像二戰後獨立並且已經完成過一次權力交接的民族國家一樣，選擇堅持某一主要執政黨掌握權力，通過黨內派系輪替的黨內民主方式完成權力交接呢？
蘇暢：目前中亞國家還達不到這種程度，但這種方式不失為一條合適的借鑒道路，比如中國的政策協商制度中亞國家就可以借鑒。需要強調的是，中亞國家是強人政治，強人政治也適合中亞國家的政治生態。未來中亞國家政治體制轉型、改革和革新，選擇並調整為合適自身的制度，是政治領域最重要的任務。
中評社：目前來看中亞國家的權力更迭可能會導致其政策上大的轉變，這會對中國與中亞的關係產生什麼影響呢？
蘇暢：我認為影響是有限的。第一，中國的經濟實力強大，並且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適合雙邊和多邊的經濟合作，能夠極大推動中亞國家交通、旅遊等大項目，甚至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第二，中國在中亞的政治形象比較好，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更多以經濟體的角色在中亞發揮影響力。因此相比俄、美等地區大國，中亞國家對中國擔心較少，雙方政治合作的基礎比較好。另外，中亞國家獨立二十五年逐漸達成了共識，認為合作與發展是未來與中國和國際社會交往的主要方式。基於這些，即使發生政權更迭，中亞國家還是會與中國合作。
在全球範圍內中國企業越來越多，遇到的問題也會變多，這是正常現象。遇到“中國威脅論”的質疑，也是中國企業在海外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正確現象，是文化之間隔閡和經濟制度、行為差異導致的衝突和碰撞，不要過於擔憂。
外界對中亞恐怖主義的擔心越來越大，其實是不了解該地區的恐怖主義形勢發展的歷程導致的。中亞的恐怖主義形勢沒有惡化。政權更迭或經濟危機導致的大規模社會動蕩相比爆恐襲擊對中資企業衝擊更大，但在中亞國家總體上這些情況發生的概率很低。
總的來說，中國企業在中亞面臨的威脅並非上升，不用恐慌，未來中資企業面臨的風險還會是個平穩的狀態。剛開發的市場初期還沒有建立起成熟的企業文化運行機制，關鍵是從企業文化和當地風俗習慣的衝突等方面著手解決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