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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中評社 林艶攝) |
經濟日報記者:請問常振明委員,2016年我國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取得哪些成效?今後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謝謝。
常振明:剛才陳錫文主任已經回答了農業方面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些問題,我主要回答一下企業和工業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去年的進展和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去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很大,但困難也不小。昨天李克強總理在工作報告中講到,去年在鋼鐵產業去產能超過6500萬噸,煤炭行業去產能超過2.9億噸。去庫存方面,去年年底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的增幅也有所下降,大家都看到,去年我國的企業兼並重組也有了積極的進展,行業集中度進一步加強,這將有效推動今後的去產能工作。比如說寶鋼和武鋼的合併,包括在建材行業,中建材和中材的重組、海螺水泥併購西部水泥等很多案例。在去杠杆方面,我認為我國國有企業的問題比較突出,因為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比較重的,它的資本補充機制還不夠,所以在去杠杆方面,今後以債轉股為主要方向。去年12月份,中國銀行和交行等6家銀行對大型央企、中鋼集團將近600多億的債務進行整體重組,這個事例也對今後市場化債轉股是一個重要的示範作用。在降成本方面,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我國工業企業去年末每百元營業收入的成本為85.52元,同比下降0.15元。但是同時,我國的工業企業在供給側改革方面還面臨著一些困難,比如2016年,雖然鋼鐵行業和煤炭行業都超額完成了去產能的任務,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停產、半停產的無效產能,而今後的工作將指向正在生產中的一些企業,難度會加大,這些企業退出產能之後,他們的遺留債務問題、職工安置問題等工作任務十分艱巨。可以說今後供給側改革在這方面將進入攻堅階段。
作為企業的經營者,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們企業來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創新,用科技的手段來補這個短板。因為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含義,除了削減舊的產能之外,還要增加新的供給,用這些新的供給來增加新的需求。而衡量新舊供給的一個標準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對於企業來說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一是,別人沒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價比競爭力更強。要做到這個只有靠創新,提高產品的質量。我們看到,我國在很多高科技領域產能明顯不足,比如半導體行業、集成電路,我們每年進口芯片花費的外匯遠遠超過石油。即使在傳統領域,比如鋼鐵行業,低附加值的“地條鋼”充斥於市,比如高附加值的特殊鋼卻奇貨可居。所以在供給側方面,我們國家的企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說互聯網行業、通訊行業,還有中國的高鐵等等。所以我認為對企業來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們來說更多的是機遇,但是企業只有通過創新,提高產品的質量,才能使企業轉型升級發展。[15:38]
中央電視台記者:請問錢委員,我們知道,實體經濟發展主要靠製造業,我們在採訪中發現,成本問題是困擾一些製造型企業轉型升級的難題。去年全國政協就實體經濟降成本問題進行了監督性調研。請問錢委員,調研的結果如何?有沒有發現哪些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下一步該如何發力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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