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生：怎麼去杠杆？重點是清楚了，為什麼說積極穩妥的去是難點，要用改革的辦法去是難點呢？因為我國的企業杠杆率偏高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它有歷史的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前，似乎不存在這個問題。為什麼呢？當時的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它所需要的資金，無論是項目建設、固定資產投資，甚至是生產所需的流動資金，都是國家財政撥款的。這個做法的弊端就是使得企業不太講究資金的使用效益。所以針對這個弊端，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下決心要改，但是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做法，實際上也是一種定期不定期的給企業補充資本金的做法，所以在當時體制下，似乎並不存在企業杠杆率高不高、資產負債率高不高，現在企業成了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這樣肯定不行了，倒是開始注重資本使用效益了，但是資本金的補充，國有企業缺乏資本的補充機制。所謂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企業杠杆率過高的問題，確實要促使我們思考。前不久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要積極地探索，用多種方法有效降低企業杠杆率。有一條，要建立國有企業的資本補充機制，國有企業的擁有者——我們的政府，國有企業的監管者要有資本意識，要注意讓企業的資本充足率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是企業的擁有者、監管者的責任和義務。那怎麼來做？這裡面就有一個問題，我們每年的國有資本的財政預算中是不是通過改革的辦法來有這樣一個列支渠道，補充國有資本。那這裡面，國有的資本財力是不是力所能及，因為我們要幹的事情很多，涉及到民生、醫療、教育等等，還有沒有錢補充企業的資本金，這就要和企業的改革結合起來，國有企業的布局優化、混合所有制的推進，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等等，這些都是政府工作報告里講到的，用改革的辦法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用改革的辦法積極穩妥地實施去杠杆。
錢穎一：華爾街日報的問題和這個問題正好相關，華爾街日報記者的問題是說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去杠杆之間的關係問題，我補充一點。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很多是來自發達國家，比如說美國，那裡的去杠杆，很重要的是消費者杠杆。消費者杠杆裡面去的很大、很快的話，確實對需求方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這個問題的由來。政策方面除了積極的宏觀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積極的就業政策，這是指宏觀政策。我想補充的一點，就是中國杠杆高的性質與不少發達國家不一樣的，就是我們主要集中在企業。而在企業去杠杆與消費者去杠杆是很大不同。比如企業去杠杆，你可以用的一個工具是債轉股，它可以在去杠杆的同時並不巨大的減低需求，這跟消費者的，比如房屋貸款去杠杆的下降導致需求的減少有著非常重要的不同。在這點上，我們往往看到國外經驗教訓的時候，容易比較直接的類比到中國的企業。剛才楊委員講到的企業去杠杆問題，我想和宏觀穩定問題是直接相關的，我作一下補充。［16：27］
北京晚報記者：請問常振明委員，您來自中信集團，中信集團旗下既有實體公司，也有金融公司。老百姓特別關心自己的錢袋子，尤其是關於金融風險防範方面。請問常委員，您認為防範金融風險，提升金融服務水平是政府加強監管更重要還是金融機構自身的規範更重要？謝謝。
常振明：你的問題是防範金融風險，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是靠外部監管還是靠企業內部治理。金融這個行業確實比較特殊，關係到千家萬戶，金融風險對社會穩定有很大的影響。因此，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無論是外部監管也好，還是內部治理或者內部自律也好，都要滿足比一般企業更嚴格的要求。多年以來，我國的金融監管對防範金融風險，為金融界能夠健康穩定的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而且我國金融監管也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和中國經濟運行的規律、特點和新特點不斷調整，總結積累經驗，比如影子銀行的出現，互聯網金融的崛起。特別是近年來，無論是從外部監管還是金融機構的內部，都強調防控金融風險，特別是強調金融企業對社會的責任。比如說在金融企業內部，每年對員工、對下面公司的考核指標也增加了對社會責任和風險防控的權重，不能一味只是追求利潤指標。目前國有企業加強黨的建設工作，要求把重大事項先由黨委討論作為公司治理的一個前置程序，其實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重要環節，目的是為了保證國家的政策、國家的方針在企業能夠得到貫徹執行。比如說李克強總理昨天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工作重點的要求，對金融機構的要求就是金融要提升對實體經濟服務的水平和能力，防止脫實向虛，金融要做好自己的主業等等要求。所以我認為從實踐上來說，外部監管和內部公司治理以及內部自律都是相輔相成，同樣重要。
劉佳義：今天記者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中評社報道組：林艶 徐夢溪 郭至君 束沐 支援記者：臧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