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國民黨政權退據台灣，為維護其自身在台灣地區統治的“合法性”，國民黨當局才開始將“中華民國法統”之中的“中國性”凸現出來，以實現其以維護“中國法統”為名，行維護“專制法統”、禁錮民主之實的目的。蔣介石政權最為重要的“合法性”來源即是其在1948年選舉的“行憲國大”。然而，“行憲國大”召開後僅一年時間，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即走向崩潰，“中華民國憲法”所設立的“國大”和“五院”等機構亦隨蔣介石政權退往台灣。1954年，首屆“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任期陸續屆至，而國民黨政權根本無法依照“憲法”規定，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換屆選舉”，因而引發了一場嚴重的“憲法危機”。⑩為解決這場“憲法危機”，繼續維護其在台灣的一黨專政，蔣介石當局選擇由“司法院大法官”出面，作成“釋字第31號解釋”，以“國家發生重大變故……若聽任‘立法’、‚監察‛兩院職權之行使陷於停頓，則顯與憲法梳理五院制度之本旨相違”⑪為由，宣佈第二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繼續行使職權直至“第二屆委員……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為止。“釋字第31號解釋”為台灣地區“中央民意代表”長期不改選提供了“法理依據”，也為彌合因國民黨當局敗退台灣而引起的“全中國”與“小台灣”之間的鴻溝，提供了法理說辭。⑫由此觀之，此號“解釋”的“釋憲邏輯”在於，在遵從“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前提之下，強調台灣當局對“中國”的代表性，繼而以維護此種“代表性”為由，禁錮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這一“釋憲”邏輯將維護“一個中國”原則與維持國民黨政權的威權統治黏合在一起，從而直接造成禁錮台灣地區內部民主發展的惡果，從而為部分“台獨”分裂分子，以“推翻國民黨威權統治、實現台灣人民民主權利”為由，鼓噪島內部分民眾對“釋字第31號法統”所維持的“一個中國”原則產生敵意提供了藉口。
由此，“中華民國法統”在台灣地區體現出與1949年之前不同的面向，即一方面，在兩岸隔絕、國民黨當局急需維護其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地位的背景下，原本隱於其中的“中國性”開始顯露於外；另一反面，在國民黨當局的操弄下，“中華民國法統”與“專制法統”劃上等號，成為島內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力量的攻擊對象。
解題：“憲政改革”與“中華民國憲法”“中國性”與“專制性”之剝離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台灣地區逐漸開始展開破除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政治轉型運動，這場運動的規範表現形態，即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和台灣地區“憲政改革”的展開。透過七次“憲政改革”，原本影響“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地區實施的許多條款，多以“不受限制”“不適用”“停止適用”等名義被廢止，從而使“中華民國憲法”重新在台灣地區開始發揮其政治根本法的實際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