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從一開始，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在試圖抵制新自由主義政治時即面臨一種兩難的困境。一方面，它試圖抵制來勢汹汹的新自由主義，但另一方面，它需要面對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模式陷入困境的難題。也就是說，抵制新自由主義政治是與反思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同時進行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分化首先也因此而起。面對歐洲的危機和資本力量的擴張，20世紀80年代初，一些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本能政治反應是進一步向左後退，如英國工黨在福特領導時期(1980-1983年)受托尼·本的極左力量影響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政治綱領，密特朗上任之初推行的社會主義計劃，以及瑞典社會民主黨施行的由工會提出的雇員投資基金計劃等。但這種“左傾”反而使黨陷入了更大的危機，由此出現了一種反向的變化，即上述社會民主黨向市場妥協的趨向，而且它逐漸成為各國社會民主黨的主導政治趨向。這種趨向本是受實用主義原則驅使的，但當社會民主黨人試圖進一步把這種趨向轉化為對傳統左翼政治的明確放棄(如“第三條道路”所示)時，它導致了社會民主黨以及其支持力量的進一步分化。
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之間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分化也削弱了社會民主黨作為一個整體抵制新自由主義政治的能力，這尤其反映在歐盟問題上。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顯然未能利用可能的形勢，推進歐洲社會政策目標的制度化。在20世紀90年代末歐洲貨幣聯盟建設的關鍵時期，歐盟15國中有13國由左翼領導或參與執政，左翼卻未能利用這種形勢把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輸入歐盟的制度中。歐盟左翼內部巨大的分歧阻止了這種發展。當時若斯潘攻擊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威脅到了歐洲一體化，並要求歐洲貨幣聯盟社會民主化，但布萊爾強烈反對在歐洲層面上的這種干預。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後來圍繞歐洲未來的討論中。當時相當一部分左翼要求將“社會歐洲”制度化，包括建立真正聯邦化的社會政策，並在理事會中擴大特定多數投票(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QMV)制度，但被一個右翼聯盟阻止，而北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都加入了這個聯盟。而歐盟的制度一經確立後，新自由主義的觀念主張已經通過制度化方式反映在歐盟的機制中，社會民主黨的主體進一步被該制度綁架，轉而要去維護它的一些體現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制度和政策。這也正是2008年危機開始後，本來信誓旦旦要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所面臨的困境。
(二)激進左翼思想和政治運動的碎片化
由於社會民主黨的上述變化，站在社會民主黨左邊的激進左翼事實上扛起了反新自由主義的大旗。它們所支持的一些社會運動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影響，如歐洲憲法在一些國家被全民公投否決，2008年金融危機後聲勢浩大的反緊縮抗議運動等。但激進左翼在歐洲既有政治結構中的地位限制以及反新自由主義運動本身的碎片化導致其實際的政治效果有限。
首先，這支隊伍構成複雜，而且在冷戰結束和傳統左翼政治的信譽下降的背景下，激進左翼一度陷入一個歷史的低谷。作為傳統歐洲共產主義最大力量的意大利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或解體，或急劇衰落。許多傳統的共產黨組織也開始轉型。進入新世紀後，一些激進左翼才顯示出止住下滑的趨勢。其次，激進左翼反新自由主義的態度雖然明確，但其立場更多屬於防禦性質。歐洲激進左翼反對歐盟既有的結構和政策，如它們反對歐洲憲法是擔心在“自由和不扭曲的競爭”條款下，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被合法地置入歐盟的結構中，擔心歐盟會威脅到國家的權力。但這些並不能改變政策本身。再次，激進左翼中一些極左力量與溫和力量之間的衝突也導致反新自由主義力量的內耗。如一些托派組織是強烈反對資本主義的，並把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在內的所有改良行為都視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表現，因而在國內以及在歐盟的許多政策問題上其立場既針對右派也針對其他左派。
總之，正如人們所指出的，新自由主義贏得霸權不是因為跨國集團的一致組織，而是因為它們面對的是一個碎片化的反對力量。(14)
(三)進步主義理論的碎片化
在抵制新自由主義的運動中，進步力量在思想理論方面呈現出碎片化的特征，缺少替代性的理論和政策體系嚴重制約了進步主義力量抵制新自由主義和重塑未來政治的能力。
對於社會民主黨人來說，反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重塑是並行的。在傳統的左翼政治方式失去信譽後，社會民主黨人一直在努力探索對未來社會民主主義新的系統化解釋。其中有兩次大範圍的討論，即20世紀90年代的“第三條道路”討論和2008年後圍繞“美好社會”的討論。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以及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參與了這兩次討論，但結果都不理想。“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倡導者們試圖發展一種適應全球化發展的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和政治議程，尤其是將靈活的市場機制與社會民主主義新的社會觀念相結合。但該理論缺少一種像過去的凱恩斯主義那樣將理念轉化為政策的手段，因而其實踐——如作為其政策手段的靈活的市場機制、疏遠工會、通過工作福利(workfare)機制改革福利國家等——結果被認為只是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觀念。此後，有關社會民主的一些討論日益碎片化，往往專注於具體問題，而缺少有說服力的系統解釋。這一特點在有關“美好社會”的討論中也體現出來。如討論中所提出的六個挑戰(15)並沒有什麼新意，也未能產生將它們連接為一體的邏輯框架。如一些總結報告所強調的：“現在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既沒有得到普遍認可的領導核心，也沒有形成一種新的範式，因此缺乏一個清晰的綱領性政策導向。”(16)
歐洲激進左翼和其他力量的理論解釋就更為多樣化和碎片化了。如在歐盟問題上，許多反新自由主義、反歐盟的左翼理論解釋或者如一些極左力量一樣，把歐盟視為一個超越國家的資產階級聯合，(17)或者如大多數歐洲左翼，依然在用傳統的民族國家邏輯來看待歐盟。近年來，一些歐洲進步主義學者在反思左翼的歐洲立場後，認為歐洲左翼缺少替代性的綱領設想，同時強調：“從現在開始，歐洲左翼必須開始考慮如何超越歐洲新自由主義制度安排的‘錯誤必要性’(false necessity)。為此就必須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歐洲方式，後者限制了其選擇範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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