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自由主義政治的貽誤
歐洲危機的日趨複雜以及相關政治力量的態度變化表明，在歐洲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新自由主義對歐洲政治滲透的影響要比人們最初想象的更為複雜和深遠。從既已顯示出的歐洲社會政治危機中可以看出，歐洲要走出目前的危機急需清理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政治貽誤。
首先，新自由主義必然導致社會失衡。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歷史演進表明，歐洲傳統的政治和社會模式的危機導致了客觀的市場改革的需要，新自由主義本是作為應對歐洲傳統政治和社會體制危機的一種經濟思想和政策方式而被人們、尤其是被主流政黨所運用的。它因此擁有了一種政治合理性。但當這種合理性通過單方面的制度化方式滲透在國家和歐盟的制度結構中時，它轉而行使了社會分析和價值判斷的功能，並滲入人們的靈魂，成為教育和經驗判斷的主題。由此，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合理性就不僅僅限於甚至並不主要集中於經濟，它將市場價值觀擴及和散布到了所有的制度和社會行為中。(19)
因此，新自由主義由一種市場改革的工具或政策手段演變成了一種市場政治邏輯。這種邏輯一經確立，新自由主義內在的矛盾即被放大了。注重資本的社會職能，注重國家對進步社會目標的促進職能和作用，注重和諧平衡的勞動關係，這些本是二戰後歐洲資本主義的“成功”經驗。但新自由主義作為經濟理論和政策方式，都是以否定這些“成功”經驗的要素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所突出的競爭雖加強了資本甚至國家的競爭能力，但卻是以扭曲社會的平衡為代價的。本來，這種扭曲需要通過約束市場的制度規範或一種新的社會平衡性因素予以矯正，可一旦將新自由主義衍生為一種政治邏輯，尤其是當新自由主義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嵌入在了既有的制度體系後，這種機制的必然結果就是不斷削弱傳統的社會體制，並進一步扭曲這種關係。歐洲危機中的緊縮政策突出顯示了主流政黨的這種困境。新自由主義必然導致的社會失衡是引發歐洲目前政治和社會危機的主要政治原因。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化又使得歐洲更難以清理其貽誤。
其次，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邏輯侵蝕了西方民主的制度功能。在一些主流意識看來，民粹主義是目前歐洲民主面臨的最大的威脅。其實，民粹主義的泛濫只是新自由主義政治所導致的政治惡果之一。不僅如此，新自由主義政治邏輯本身就蘊含了一種對民主多元選擇的否定趨勢。當新自由主義成為政治家用於應對危機和社會衝突的唯一語言，當新自由主義政治已經通過制度化的方式滲入國家以及歐盟的決策機制中，主流政黨才失去了選擇，民主也才失去了意義，民眾也才有了對既有秩序的失望乃至尋求新的帶有顛覆性的替代力量和政治議程的渴望。這些從本源上都可追溯至新自由主義本身的政治寓意。一些進步主義的分析指出，在當代社會，對自由生存最大的威脅在於新自由主義政治合理性中內含的人類的無情的工具化。當所有的事務都從屬於市場的邏輯時，市場觀就成了人類的唯一價值觀，所有的事情都要用貨幣來理解。聲稱沒有市場之外的其他選擇，實際上就是認為民主是無意義的，因為民主如果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意味著有不同的替代選擇。自由意志就是無效的了，因為除了市場的辯護者所稱的國家政體的理想結果外，就沒有其他的自由意志了。新自由主義政治合理性的結果是市場極權主義。它展示了一種庸俗唯物主義的最終勝利。所有的人類生活和實踐(上層建築)被簡化為一種經濟基礎。(20)正是這種內在的矛盾導致一些傳統的左翼力量實際上失去了本應有的政治塑造能力。
民粹主義影響的擴大凸顯了歐洲主流政黨、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在危機背景下在取舍政治立場和政策方面的尷尬態度。因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壟斷而導致的社會失衡和其他話語的缺失驅使民眾湧向支持民粹主義的隊伍。由於民粹主義對既有的政治秩序、尤其是主流政黨的地位提出了挑戰，它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主流政黨共同應對挑戰，並捍衛既有的政治秩序的意志，但當既有的政治秩序不過是新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一種制度化時，主流政黨乃至精英社會所捍衛的不過是一種市場極權主義。
再次，新自由主義導致了社會關係的極化。與新自由主義的上述政治影響相應的是，新自由主義導致了歐洲社會關係的重新極化。探討新自由主義強勁的生命力以及人們對民粹主義的追隨，不能僅從制度層面尋找答案，還需要從社會關係中去說明。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並不只是國家是否“干預”的問題，而是財富和權力是建立和鞏固在社會的一小部分人群手中的問題。由於缺少顯著的社會力量平衡關係的變化，相同的利益集團依然擁有顯著的政治權力去促進其利益並使其制度化。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分析就是，新自由主義繼續占主導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挑戰作為新自由主義計劃基礎的階級關係的努力的可持續性和無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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