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當今世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如何利用好大數據和互聯網也是教育智庫人員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和重點提高的能力。根據我們的調查，在我國現有教育智庫中，已經建立數據庫的僅占被調查總數的12.5%，沒有建立數據庫的卻高達87.5%。不僅如此，我國教育智庫之間信息交流不暢，各自為政，成為信息孤島，缺少共享性。教育智庫之間還缺少規範性、經常性的開放、協同、合作，尚未形成真正的聯合作戰、合作共贏的局面。由於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落後和不足，目前許多教育智庫的教育決策研究往往停留在對教育政策的解釋性說明上，重理論、輕現實，重當前、輕長遠，對一些重大的教育決策問題研究不夠深入，具有實效性的咨詢成果還不多，難以滿足決策者的決策需求。
3.教育智庫和教育智庫人員創新力不強
智庫的創新力是智庫競爭力的重要標誌，其創新力主要體現為產生新思想、提出新概念、提供新方法和新方案的能力。(13)創新力是智庫研究人員必備素質之一。西方發達國家教育智庫對智庫人員的創新力極為重視，在補充新成員時通常會重點考察其創新力。他們認為，創新力是智庫保持競爭力、捍衛聲譽的根本，也是智庫人員的基本素質，創新已經滲透到他們的理念和文化之中。
目前我國教育智庫人才儲備嚴重不足，普遍缺乏具有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統計學等方面學術背景的教育決策研究人才，最突出的是缺乏高素質的熟悉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政策，了解國情、省情、市情且能夠成為各級政府“座上賓”的智囊人才。我們的調查發現，目前我國教育智庫人員具有政府部門背景的僅占被調查總數的11.8%，具有企業背景的不到1%，而來自高校和教育科學研究院(所)的卻占87.3%。這表明目前我國教育智庫人員絕大部分來自於高校，企業出身的教育智庫人員非常少。並且，超過九成的教育智庫人員是文科出身，來自理工科的很少。相比之下，在西方發達國家綜合型智庫中，來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成員同等重要，並形成合理的比例。例如，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是由來自於50多個國家、從事各種學科研究的成員組成：政治學與國際關係(13%)、經濟學(13%)、行為科學(11%)、工程學(10%)、商業與法律(10%)、數學、統計學(9%)、社會科學(8%)、生命科學(7%)、政策分析(7%)、藝術與文學(5%)、物理學(4%)、計算機科學(2%)等，整個研究團隊在工作經驗、學術訓練、思想觀念、政治觀念、民族、性別和種族等方面都相當多元化，使智庫研究工作具有很好的覆蓋性和很強的綜合分析能力。(14)相比之下，我國教育智庫人員學科交叉性不足，其創新力較弱。
長期以來，受傳統教育研究模式的影響，多數研究人員所從事的研究是從自己的興趣出發，對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教育現實問題關注不夠，習慣於單打獨鬥，不傾向團隊合作，也不太關注經濟社會發展與教育發展的關聯，不關心自己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夠轉化為教育政策並最終促進教育的改革。這種零散的、個人化、純理論式的傳統研究模式，既容易導致重複性研究，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又難以達到為政府規劃重大教育戰略建言獻策的目的。我們的調查發現，我國教育智庫人員中以個人研究為核心的占被調查總數的32.4%，以小組(團隊)研究為核心的占29.4%，以項目(或上級任務)研究為核心的占38.2%，這表明目前我國教育智庫人員團隊合作、協同作戰的研究模式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
為了提高智庫和智庫人員的創新力，在西方國家，智庫和政府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人才交換通道——“旋轉門”。國外很多的智庫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為政府輸送管理人才，而從政府退下的官員也會在智庫中重新擔任研究人員的角色，這樣的益處就是使更多的政策建議可以輸送到政府官員手中，提出的建議也更具有可操作性。(15)思想者與行動者、學者與官員通過“旋轉門”，實現身份的轉換，這在一定程度上溝通了學界與政界、思想和權力，實現了兩者的相互滲透，增強了智庫對國家政策的影響。(16)正如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認為的那樣：“一個有過政府機構工作經歷的人，往往較之高學歷研究人員對政策問題有著更為深刻的洞察力。”(17)可見，實行“旋轉門”制度有利於培養既有理論知識又有實踐經驗的有創造力的教育智庫人員。然而，根據我們的調查，在被調查的教育智庫人員中，認為去政府機構或企業“非常多”或“比較多”的分別僅占被調查總數的3.6%和9.9%，認為去政府機構或企業“比較少”或“非常少”的卻分別占37.5%和45.1%，這表明我國教育智庫人員去政府機構或企業工作的明顯偏少。同樣，在被調查的教育智庫中，認為政府官員或企業人員來教育智庫工作“非常多”或“比較多”的教育智庫分別僅占被調查總數的1.8%和10.7%，認為政府官員或企業人員來教育智庫工作“比較少”或“非常少”的卻分別占30.4%和44.6%。即，政府官員或企業人員來教育智庫工作或從事研究的明顯偏少。可見，我國教育智庫人員構成特點和研究模式使得教育智庫和智庫人員創新力不強。
4.教育智庫和教育智庫人員社會影響力較弱
一般而言，智庫有一套完整的發揮其成果作用、形成影響力的渠道，主要包括：出版發行期刊、研究報告、書籍、內參、快報等；定期舉辦研討會、報告會、培訓班、講座、論壇等活動；在電視、電影、報紙等大眾媒體中亮相；通過網絡免費向社會提供大量研究成果等。通過研究成果的廣泛傳播，將其作為智庫與學術界、新聞界、實業界、廣大民眾以及官方聯繫的紐帶，使社會了解智庫的目標追求和存在價值，通過引導輿論和社會思潮達到最終影響政府政策的目的。(18)
報告是西方智庫最常採用的一種研究成果呈現形式。相對於著作，生產報告所需的時間相對較短，其篇幅不用很長，可以就當前某一專門問題進行論證，及時推出，贏得話語權，並盡可能廣泛地為眾人所知曉，有時候則會借助媒體以起到廣而告之的作用。(19)然而，我們的調查發現，在被調查教育智庫人員中，為政府機構或教育主管部門提交0份教育政策報告的教育智庫人員占被調查總數的25.9%，提交1-3份的占54.6%，提交4-6份的占12.6%，提交7-10份的占4.9%，提交10份以上的教育智庫人員僅占3.0%。可見，我國大多數教育智庫人員很少為政府機構或教育主管部門提交教育政策研究報告，資政獻言的能力明顯偏弱。
為擴大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當今各家智庫越來越重視經由大眾傳播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因而，在電視上露面發表看法、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被認為是智庫人員影響力的重要體現。(20)然而，根據我們的調查，在被調查教育智庫人員中，每年在報紙、電視、網站等媒體上發表教育政策熱點問題評論或接受採訪0篇(次)的教育智庫人員就占了被調查總數的61.7%，1-3篇(次)的占28.7%，4-6篇(次)的占3.7%，7-9篇(次)的占2.2%，10篇(次)以上的一個也沒有。可見，我國絕大多數教育智庫人員很少在報紙、電視、網站等媒體上發表評論或接受採訪，媒體曝光率偏低。這表明我國教育智庫人員運用新媒體擴大影響力的能力較弱，同西方國家教育智庫相比差距較大。而且，目前我國大部分教育智庫網站幾乎沒有什麼國際影響力，更談不上對各種新媒體的熟練運用。正如某些學者評價的那樣：中國智庫最大的問題是它們的孤立性，很多中國智庫的運營像黑洞(沒有網站、聯繫方式，也沒有學者的個人檔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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