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加強國際合作，鼓勵智庫有序和有計劃地走出去。
走出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機構走出去，可以借鑒國外著名智庫的做法，在全球關鍵性國家和地區布局設點，建立海外分部或辦事處。比如，2017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正式建立了中國首家在歐洲獨立註冊的智庫——中國—中東歐研究院，就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二是人員走出去，包括參加國際學術交流，到國外著名高校和智庫講學或做訪問研究等。在這方面應該說已經有了比較好的基礎，但廣度、深度和成效上還有待提升。三是產品和服務走出去。智庫的國際影響，說到底，還在於其提供的智力產品，包括服務。在這個意義上說，機構走出去也好，人員走出去也好，本質上都是為產品走出去服務的，或者說，其本身就是產品走出去的一種方式。
要防止那種不顧實際條件地追求速度和規模的傾向，切不可盲目衝動，一哄而上。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還應警惕正在抬頭的“中國文化威脅論”的新動向。近年來，隨著孔子學院在海外的發展和成功，一些海外勢力開始渲染所謂中國“文化滲透”和“文化威脅”，一些美國高校甚至中止了與中方的合作。因此，在智庫走出去的過程中，應汲取類似的經驗教訓，減少可能遇到的阻力。
第四，探討智庫國際交流合作的多種形式。
其一，智庫間的常規交流，如人員互訪、共同舉辦學術活動等。在此基礎上，還應該進一步建立交流與合作網絡，使交流合作常態化、機制化。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組建的“中國—中東歐國家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這一機制對於溝通協調我國與中東歐國家的智庫交流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推動中國—中東歐關係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其二，合作研究，由雙方共同承接研究項目，合作成果由雙方共同發布，借助有影響的國際平台傳播中國智庫的聲音。其三，建立聯合研究機構，這種聯合機構可以設在國外，也可以設在國內。
實際上，目前在國內已有比較成功的先例，值得推廣。比如清華大學與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聯合設立的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匯集來自中國、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資深專家、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等開展對話與研究，涉及的熱點議題包括國際經濟與貿易、氣候變化與能源、核不擴散與裁軍以及其他國際安全挑戰，如朝鮮半島問題、阿富汗問題和伊朗問題等等。此外，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同英國、美國和印度相關機構，完成了一份氣候變化風險評估報告，該報告對巴黎氣候大會的討論具有推動作用，也是中國智庫國際交流合作的一個典型案例。雖然目前這類聯合中心還是以外方為主，但這樣的平台對於我國智庫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跟蹤國際前沿，擴大國際影響力，是非常有益的。今後，隨著我國智庫的發展，這種合作將更加平衡，我方的作用也將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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