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認知作戰”概念：由從屬到主屬
根據北約相關研究，“認知戰”是將人的思想作為戰場，不僅改變人們的觀念，還企圖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的作戰模式。成功的“認知作戰”將塑造和影響個人和群體的信仰和行為，從而為進攻方的戰術或戰略目標服務。在極端情況下，“認知作戰”可能分裂整個社會，從而削弱其抵抗意志。①長期以來，“認知戰”被置於軍事手段的從屬地位，直至20世紀70年代，約翰·博伊德等人將士氣戰、心理戰提升到與物質戰同等重要水平。冷戰結束後，伴隨衝突形式和內容之多元化、復雜化，“混合戰”“信息戰”“灰色地帶”“銳實力”等一系列新興概念不斷湧現，用以指代同時包含宣傳戰、網絡戰、社會運動和傳統戰爭等手段的新型衝突模式，“認知作戰”亦是其中之一。20世紀末，美國空軍學院等單位在博伊德OODA（觀察—調整—決定—行動）循環理念的基礎上，開始系統探討“認知戰”架構。2001年，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了一份關於“網絡中心戰”的報告，自此，對認知領域的爭奪被正式納入美國國家軍事戰略。但此時之認知領域主要指傳統戰場上“作戰人員和支持人員”的意識。隨後，伴隨著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各國對信息戰等新衝突形式的研究逐步深入，其認知戰理念逐步成型，涉及範圍也擴大到社會層面。
從“認知戰”的運用實踐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無端指責中國、俄羅斯等一些國家對美國及其盟友進行“認知戰”，而西方媒體、智庫率先廣泛炒作的是俄羅斯“認知戰”實力。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就被美方指稱為俄羅斯“認知戰”的結果，甚至有媒體聲稱俄羅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對波羅的海三國等鄰國實施所謂“認知戰”。②近年來，美西方也不斷加大對中國“認知戰”的渲染。如蘭德公司就將“虛假信息”視為解放軍信息戰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認知戰”的關鍵特徵之一。③民進黨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慘敗，《外交政策》等西方媒體屢屢將民進黨敗因歸於所謂的“大陸認知作戰”。④同樣，在俄烏衝突發生後，西方輿論也大肆炒作“將烏克蘭與台灣聯繫起來”是中國大陸“認知作戰”的產物。⑤
（二）台式“認知作戰”：由接入到泛化
民進黨當局在“安全議題”上加緊附和美方，竭力渲染所謂來自大陸“假信息”的危害。2018年，民進黨面對“九合一”之不利選情，不斷強化對大陸“假信息威脅”的炒作，試圖藉“防制假信息”之名，掌控島內言論、拉抬選情。2018年12月，台灣當局“行政院”推出“防制假訊息危害項目報告”，提出要通過“提升民眾鑒別能力（識假）”“加快核查澄清效率（破假）”“抑制危害擴散（抑假）”和“追究‘違法’責任（懲假）”等四類手段，打擊所謂“假信息”的傳播。蔡英文在2019年新年談話中聲稱，“來自對岸的假訊息”正在導致島內“人心浮動”，為此將把“信息安全防護網”作為兩岸關係的“三道防護網之一”。2019年5月，台灣當局“國安局”在立法機構作“中國假訊息心戰之因應對策”的專題報告，呼籲通過“貫徹依法行政原則”“厚實網絡防禦能量”“熟稔敵我優劣態勢”“尋求國際友邦合作”“截長補短主動出擊”等手段應對“中國假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