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段時間的運用、校正，民進黨當局炮製的台式“認知作戰”話術在島內2020年“大選”硝煙中正式登場。2019年8月，台灣當局“行政院”下屬相關部門負責人發文稱，“中共藉由散播‘假訊息’模式對台灣進行心理及輿論系統的‘認知作戰’”是一場“無硝煙戰爭”，需要通過使用上述打擊“假信息”的四類手段加以應對。⑥此後，民進黨頻頻指責大陸以“虛假信息”“認知作戰”支持國民黨及韓國瑜勝選。如民進黨籍民代王定宇在社交媒體中分析“大陸認知作戰”的具體步驟，並暗示韓國瑜競選團隊正在使用這一策略。此類推文經綠營炒作後迅速發酵，加劇了國民黨面臨的“抹紅”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選舉的結果。作為“認知作戰”理念傳播的最大受益者，民進黨當局在2020年“大選”後仍繼續加以運用並進一步泛化。蔡英文在2020年就職演說中公開提出，要有效防衛“網絡戰”“認知戰”以及“超限戰”的“威脅”。2021年台灣當局“防務報告書”中又引用島內學者文章，對“中共認知戰”的“危害”、目的與手段進行了系統論述，並引入“在地協力者”等相關概念，進一步擴張了“認知作戰”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由此，台式“認知作戰”的相關話術基本成形。
台式“認知作戰”話術作為民進黨當局轉移社會矛盾、凝聚支持群體、博取外部同情，最終鞏固執政的手段，在蔡英文第二任期的執政實踐中得到了廣泛運用。面對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等內外事件的衝擊，民進黨當局愈發習慣於將不利的輿論風向歸咎於大陸“認知作戰”。在2021年5月島內疫情首次失控期間，一些民進黨政客就大肆炒作“大陸認知作戰”，藉此轉移民眾不滿。如台灣當局“內政部次長”陳宗彥稱，大陸對台灣的所謂“認知戰”“可能對台灣防疫造成威脅”。而台灣當局“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俋則發文表示，“國安”單位證實，自疫情升溫以來，中國“對台認知作戰”再度啟動，以“深化台灣內部矛盾”“延遲疫情緩和速度”“降低生產動能”“瓦解經濟與股市”為目標。綠營人士甚至將社交媒體中關於擴大普篩、建方艙醫院、封城以及開放大陸疫苗等正常的話題討論，均歸結為被“大陸認知作戰”。俄烏衝突爆發後，蔡英文立即強調，要“全面提升應對認知作戰”，應對“境外勢力操作烏克蘭情勢，影響台灣社會民心”。2022年島內疫情再次失控後，民進黨當局再次祭出了藉“大陸認知作戰”轉移民憤的套路，將島內對其防疫政策失誤的批判一概歸咎於“認知作戰”。
二、台式“認知作戰”的話術運用
台式“認知作戰”主要聚焦於所謂大陸“虛假信息傳播”上，被民進黨當局頻繁運用。相較於“虛假信息”一詞，“認知作戰”更為朗朗上口、具新鮮感，容易被受眾接受並形成記憶，經過近幾年的反復嘗試和運用，宣傳效果也較為明顯。由此，炒作所謂的“大陸認知作戰”，就成為了台式“認知作戰”的主軸，但其語術邏輯牽強附會、漏洞百出。
（一）範圍擴大化
台式“認知作戰”話術脫胎於炒作大陸“虛假信息威脅”，因此，凡是來自大陸的各類信息便成為其污名化對象。如2022年有台灣青年拍攝濁水溪與黃河水融合的“滴水驗親”視頻，期望借助極具象徵意義的儀式促進兩岸融合。這一新聞事件自然得到大陸媒體的報導，但此十分平常的新聞宣傳卻被島內綠營納入“認知作戰”範疇，台灣當局陸委會甚至威脅可能“會同主管機關依法查處”。同樣，在島內傳播的大陸中文互聯網內容也常常被強行打上“假訊息”“認知作戰”等標簽。如台灣當局“調查局”曾煞有介事將網民調侃蔡英文為“中共臥底”的言論列入所謂“假新聞案件”，並加以大肆宣揚。島內一些對“認知作戰”的學術研究，僅僅因為部分新聞在島內產生了一定影響，就將主要面向大陸讀者的“觀察者網”等新媒體打成進行“認知作戰”的所謂“內容農場”，甚至刻意忽視兩岸中文互聯網的必然存在的互動，將相關信息最早出現在簡體中文網絡、發表在微信、微博和大陸其他網站作為定性“認知作戰”的根據。⑦諸如此類之荒唐邏輯，民進黨當局卻樂此不疲，當然也會因島內民眾發現個中漏洞並被揭露。為此，台式“認知作戰”逐步引入“在地協力者”概念，聲稱“大陸認知作戰”離不開“地面統戰”支持，如果沒有“在地協力者”就無法產生現實影響。這實際上為民進黨當局將“綠色恐怖”由傳媒領域向現實政治拓展做好了理論準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