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操作行政化
台灣當局一方面通過相關部門炮製對應的“大陸認知作戰”內容，如持續以“國防報告書”“陸委會公告”等形式，在島內極力傳播所謂的“大陸認知作戰”之威脅；另一方面親自參與對“認知作戰”的獵巫，民進黨當局一旦面臨重大社會事件衝擊時，就會密集炒作一批“爭議信息”，以此轉移民眾對執政當局政策失誤之關注。2021年5月島內疫情失控，台灣當局疫情指揮部門連續以“闢謠”方式製造所謂的大陸“認知作戰”氛圍，陸續針對“蔡英文已確診卻未宣布”“台灣當局為賣疫苗不惜讓疫情擴大”“蘇貞昌涉內線交易防疫股”等一些本來可信度不高又有爭議的信息，故意渲染放大，極力把民眾關注重點由民進黨當局的政策失誤轉向“抵禦認知作戰”。2022年島內疫情再度失控，民眾對台灣當局防疫政策落後的不滿情緒逐漸在社交媒體上率先反映出來，民進黨重操“認知作戰”話術，如蘇貞昌指責島內藝人感慨“很多孩子走了”的言論“有很明顯的操作痕跡”。同樣，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台灣當局陸委會充當喊話者，賊喊捉賊，遠程指責大陸發動“認知作戰”。陸委會還在其例行民調中採用誘導性問題，如“中共藉由烏克蘭情勢，對台‘惡意政治操作及散布假訊息’，例如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等，影響台灣內部民心士氣，請問您認不認同中共的作法？”⑧此類民調的問題設置以先入為主、有罪推定式的提問，對受訪者和讀者進行誘導，對受眾強行植入“大陸認知作戰”相關概念，不僅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更助長了綠營媒體、“網軍”炒作相關概念的氣焰。
（三）謊言“真相化”
台式“認知作戰”話語缺乏邏輯、缺乏證據，在渲染來自所謂的大陸“網絡攻擊”“虛假信息”“認知作戰”時，所舉出的各類例證也往往荒誕不經、自相矛盾。在此情況下，民進黨對島內輿論的強大控制力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謊言“真相化”的推手。如2020年島內“大選”前，由於支持韓國瑜的選舉材料中出現“韓國瑜是奇才”“大陸武力統一台灣”“簽署和平協議，台灣民眾存款由台幣變為人民幣”等文字，就被民進黨定性為“大陸認知作戰”。島內有從事“虛假信息”“認知作戰”研究多年的學者甚至聲稱，“不少LINE、Telegram群組中有武警加入，建群者無法理解注音文就表示可能有（大陸）民兵或武警介入的痕跡”，“大陸的武警有一百五十萬人，且都受過特殊訓練，可以進行網絡攻擊”。⑨一些被列為所謂“大陸認知作戰”的“典型案例”，對其事實的介紹也往往自相矛盾。如2019年4月，島內媒體和“事實核查機構”大肆炒作鳳凰新聞“最早傳出”的“陳菊受賄謠言”，有島內學者還將此作為“大陸認知作戰”的典型案例進行研究，然而這位學者回顧事發時的相關新聞後，卻得出相反結論，並公開稱鳳凰新聞並非最早發布相關言論的主體。⑩謊言終究是謊言，台式“認知作戰”語術中前言不搭後語的現象比比皆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