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陳孔立表示，對於處理差異，要水到渠成，不要立竿見影、急功近利。正如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中國大陸研究學會會長楊開煌曾提出的那樣，“兩岸關係的盲點在於急於求成，讓人覺得北京有所求。很多人說為什麼讓利這麼多，還不談政治？這就是急於求成的表現。”
那麼，又該如何走向兩岸認同？
陳孔立表示，要鞏固和發展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基礎。其中他特別強調了社會基礎。陳孔立援引了蘇起的看法，蘇起曾表示，“過去兩岸關係和政策發言，政治學家說了算；但後來經濟優先時期，則是經濟學家主導；這次太陽花學運後，政治和經濟學家，全輸給了社會學家。”
陳孔立指出，在政治、經濟、文化之外，必須關注“社會”，要重視台灣社會在兩岸中的作用。所以，研究台灣民意、認同問題的社會學也應參與到兩岸研究中來。
對此，陳孔立認為大陸很多學者對於該問題不夠重視——若干大陸學者認為，兩岸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命運共同體，稱要化解“台灣主體意識”，最重要的還是推進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努力建構兩岸經濟共同體，實現兩岸經濟的一體化，增進雙方的共同利益。打破“台灣主體意識”，解構“台灣命運共同體”。對此陳孔立表示，當前兩岸認同差異很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無從談起。另外，從文化、經濟方面尋找“藥方”不見得有效，這其中需要社會學的參與。
陳孔立曾著有《台灣民意與群體認同》一書，他運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社會認同論、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和相關理論，並借助“集體記憶”，“共有觀念”，“積極區分”這三個概念來分析台灣的民意，為構建兩岸認同破題。他指出，構建兩岸認同的模式是“雙管雙向互動模式”。
陳孔立解析道，兩岸交流不必然會導致兩岸認同，其中需要兩個中介，即集體記憶與共有觀念。“集體記憶”是一個社會群體對自己共同經歷的記憶，具有凝聚共同歸屬、強化共同身份、形成群體認同的功能。這個集體記憶是可以建構的，例如在兩岸ECFA經濟合作，汶川地震、“八八”風災相互援助的過程中，集體的記憶都在逐漸形成。另外，兩岸也可以通過互相欣賞對方的優點來構建集體記憶。“要有意識地構建更多新的、美好的集體記憶，”陳孔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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