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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島問題不僅反映了中日戰略利益矛盾，還涉及民族情感。 |
中評社╱題：釣魚島問題與中日關係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本刊學術顧問
2012年7月開始，日本政府堅持推進釣魚島“國有化”，1971年以來一直存在的中日對於釣魚島領土主權歸屬的爭端急劇地嚴重激化。事態發展表明，釣魚島問題不僅已成為當前中日關係中最突出的熱點問題，而且也已成為牽動中日關係全域的重大問題。釣魚島問題已突破中日之間領土主權歸屬爭端的框架，成為了中日之間戰略利益矛盾、衝突的集中表現，以及日本國內右傾化已佔據主導地位的重要反映。可以預料，未來時期釣魚島問題將繼續是中日關係的指標性和關鍵問題。如果釣魚島問題得以妥善解決，那就標誌著中日關係將出現轉折性重大改善；反之，則中日關係將長期無法走出低谷。
釣魚島問題日益明顯地集中反映了
中日重大的戰略利益矛盾、衝突
二十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日談判“歸還沖繩”問題，公然把中國領土的釣魚島等島嶼，列入擬“歸還”日本的沖繩範圍，並在1971年6月簽訂的“歸還沖繩協定”中，對此予以明確確認。這一期間，日本首相、外相及其他高官，還密集地公開宣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中日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對此，海峽兩岸都表示了強烈反對和堅決抗議，世界華人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從此，釣魚島問題成為了中日關係一個敏感的熱點問題。但是，從那時至今四十多年以來，釣魚島問題的性質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相對簡單的兩國領土主權歸屬爭端問題，轉變為兩國戰略利益的矛盾和衝突，從而由中日關係的局部性問題，轉變為牽動中日關係全域的問題。這一轉變對於當前和今後的中日關係，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是釣魚島問題發生以來的四十多年中，最重要的轉變時期。1972年中日建交到這一時期的二十多年中，儘管日本方面一直有一些小動作，例如，1978年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建立燈塔；1979年日本在釣魚島修建直升機臨時停機坪、1990年“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再次修建燈塔等等，中國方面對這些動作都向日本提出了抗議、進行了交涉，但從總體上看，釣魚島問題並沒有成為中日之間突出的熱點問題，沒有對中日關係產生明顯的不利影響。實際上，這二十多年是中日建交後，中日關係發展最順利、成果最豐富的時期；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8年10月中日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1989年6月的北京政治風波後日本率先突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等等。與此同時，中日經貿關係迅速發展，互相成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到1993年，日本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第四位的外資來源國，中國也成為日本第六位貿易夥伴、第六位的出口市場。
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多年中，日本對釣魚島顯示“主權”的動作明顯強化，而中日之間（包括台日之間）關於釣魚島領土主權歸屬的爭端日益激化。在這十多年中，不僅日本的國會議員、右翼團體人士頻繁登島以顯示日本的“主權”，而且日本海上保安廳大為加強了在釣魚島附近海域的“執法”力度，多次阻撓、甚至撞擊中國漁船（包括台灣漁船）；驅趕、甚至扣押中國漁民（包括台灣漁民）。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佈對釣魚島“國有化”，更是充分表現了日本政府對於釣魚島問題，擴大事態、激化爭端的立場和政策。日本的行徑遭到中國（包括台灣）的強烈譴責和反制，特別在日本政府宣佈對釣魚島“國有化”後，中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進行了有效反制。與中日對釣魚島問題爭端激化同步，中日關係明顯惡化，由此前曾經的“政熱經熱”，經歷二十一世紀初的“政冷經熱”，再到現在的“政冷經涼”，從而陷入了中日建交以來的最惡劣狀態。釣魚島問題是中日關係嚴重惡化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所以，在這一期間，釣魚島問題日益明顯地成為了中日關係中最突出的熱點之一，成為了牽動中日關係全域的重大問題之一。
分析二十一世紀90年代中後期前後，釣魚島問題的性質及其對中日關係影響的重大變化，可以清楚看到，日本政府對於釣魚島問題的立場和政策的重要轉變，是最直接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從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今的十多年，是日本政府更迭十分頻繁的時期，特別是2009年9月到2012年12月，日本發生了真正意義的政黨輪替，民主黨執政三年；但歷屆政府，包括三屆民主黨政府，關於釣魚島問題的立場和政策都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說是一致的。即使對中國比較友好的政府，如福田康夫政府、鳩山由紀夫政府，關於釣魚島問題的立場和政策，與其它各屆政府也沒有明顯區別。實際上，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之前的二十多年中，也經歷了多屆日本政府，歷屆日本政府關於釣魚島的問題的立場和政策也是相對一致的，即不把釣魚島問題擴大為中日關係的全域性問題。顯然，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今，日本關於釣魚島問題的立場和政策的重要轉變，是重大的趨勢性變化，而不是某一屆日本政府的，個別的立場和政策變化。四十多年來，釣魚島問題作為中日之間領土主權歸屬爭端問題的基本屬性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日本政府關於釣魚島問題立場和政策的重大改變，與釣魚島問題本身無關。
事態發展越來越清楚地表明，這一重大改變是日本對華戰略和政策重大調整的必然結果，而在更深層上則是日本加緊推進“大國戰略”，並且日益明顯地視中國為日本成爲“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的必然結果。經過二十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的經濟高速增長，70年代日本已成為GDP總量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並從80年代中開始了爭取成為“正常國家”，即擺脫二戰戰敗國地位為標誌的“政治大國”的努力，但進展並不順利。在這一期間，中國不僅是日本對抗蘇聯霸權的重要戰略夥伴，而且中國經濟起飛為中日經貿關係的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機遇，中國迅速成為了日本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投資對象國之一，有效地支撐了日本經濟的繼續發展。顯然，在這一期間的中日關係中，共同的戰略利益居於主導方面，而釣魚島問題作為相對簡單的兩國領土主權歸屬爭端問題，對中日關係只有有限的局部影響。
二十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日本以爭取在聯合國“入常”為主要目標，全面強化了爭取成為“政治大國”的努力，並且通過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標”、加強美日同盟、大力提升自衛隊地位和作用等，明確地開始了爭取成為“軍事大國”的努力。在冷戰後的世界形勢下，首先是亞太地區形勢下，日本選擇了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的方式，爭取發揮“政治大國”、“軍事大國”作用。所以，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日本的對華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由此前的友好合作為主，明顯地調整為以競爭為主，並力圖對中國加以限制、包圍。與此相應，中日之間一直存在的歷史問題、台灣問題，以及釣魚島問題和東海劃界問題等，都明顯激化，由局部問題成了牽動中日關係全域的重大問題。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今的十多年中，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擴大事態、激化爭端與強化爭取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努力、日益明顯地視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以及不斷加強對中國的包圍、限制，都同時出現、同步增強，充分顯示了日本這些動作的關聯性、一致性。顯然，釣魚島問題已突破了中日之間相對簡單的領土主權歸屬爭端問題的框架，而成為了中日之間戰略利益矛盾、衝突的重要表現之一。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四十多年來中國的對日政策一直是穩定的、連續的，從未做出重大調整。1972年中日建交時和1978年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時，中國都強調以中日關係大局為重，暫時擱置釣魚島問題的主張，日本當時也接受了這一主張。在此後的四十多年中，中國一直堅持了這一主張，對於日本在釣魚島的大小動作，都只是做出被動反應，即便在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對於日本擴大事態、激化爭端的動作，仍然是做出被動反應，包括2012年9月日本對釣魚島“國有化”後，中國的反制同樣如此。所以，正是因為，也只是因為日本強化爭取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努力，日益明顯地視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企圖包圍、限制中國，從根本上導致了釣魚島問題性質和影響的重大變化。清醒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把握釣魚島問題未來的動向，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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