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倍戰略性對外合作的布局中，與東盟各國的安全關係較有代表性。在組閣後第二天，安倍即提出地區“民主安全菱形”構想。其中，印尼、菲律賓等東盟國家地處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航線要衝，處於此“菱形”的中心，在安倍的這一構想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安倍內閣將外交、外援與軍事合作高度融合，對菲律賓、越南海岸警備隊的援助明顯已突破戰後政府開發援助政策界限，帶有明顯的“軍事外交”性質。在包括東盟在內的多邊與雙邊安全合作中，日本注重利用“海洋爭端”，從而乘機謀求更大私利。10月，安倍在出席日本和東盟各國首腦峰會時，向各國說明釣魚島問題，意圖呼籲東盟與日本組成統一戰線來共同牽制中國。同期，安倍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會談，安倍稱非常擔心中國通過武力改變釣魚島和南海現狀，東南亞國家聯合起來保持共同面對比什麼都重要。11月，安倍在出訪柬埔寨和老撾時，又再次提出涉海問題，表示日柬要為在海洋安全領域確立“法律支配”的原則而強化合作關係。
日本還積極爭取相關國家理解其新安全防衛政策，清除制約其軍事崛起的“路障”。8月，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東盟防長擴大會議上向東盟國家竭力解釋新“防衛大綱”內容、西南諸島防衛以及導彈防禦計劃等。
日本亦注重與北約發展軍事合作關係。上台伊始，安倍即呼籲北約與日本聯手應對“正逐步強化海洋影響力的中國”。4月，安倍與率團訪日的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共同簽署《聯合政治宣言》，該宣言是戰後日本首次單獨與北約簽署的政治安全文件，表明安倍內閣欲將“日美安保”內涵延伸至歐洲，推動構建日美歐“三極協調合作機制”，強化自身戰略地位，借助西方牽制中國。
在雙邊軍事合作中，日本加大借助日美同盟框架發揮作用的力度。10月，日美“2＋2”會議在東京舉行。會議宣布要“協商中長期的日美安全合作和駐日美軍整編等議題”，並高調發表了聯合聲明。會議決定2014年完成新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工作。通過本次會議，日本在軍事領域取得重要突破，日美對同盟開啟某種“准重新定位”，日美同盟漸顯“相對均衡化”趨勢。
2013年，日本政府還將“2＋2”安全磋商對象國從原來的美國、澳大利亞擴大到印度、菲律賓、越南、俄羅斯以及法國。例如，在對歐洲軍事外交中，日本重點加強了與法國的協調合作。6月，安倍與訪日的法國奧朗德總統發表聯合宣言，其中涉及安全議題。11月，日本與俄羅斯舉行首次“2＋2”安全磋商，雙方同意加強反恐合作、深化防務交流，包括確立防長定期互訪機制、日本海上自衛隊與俄羅斯海軍舉行反恐及打擊海盜聯合演習、日本陸上自衛隊與俄羅斯陸軍互派軍演觀察員、兩國建立網絡安全協商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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