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8月17日電／文化評論者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最近台灣凡事皆在學星港，在學過香港的“廉政公署”後，大家又開始談桃園機場要學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這時候我們才知道“香港機場管理局”前任行政總裁彭定中原來竟是個台灣人。他就任一年機場就轉虧為盈，並獲得三項評比世界第一，也可算是另一種“台灣之光”了。
文章說，對彭定中，我倒願來做反向思考，如果他不是管香港機場，而是管桃園機場，那會是個什麼結果？可能性不外：一、一上任就發現諸事不可為而掛冠求去。二、把專業倫理及良心一抹，也跟著打混下去，過著好官我自為之的太平日子。三、甚至於官當久了，也搞起呼朋引伴，拉幫結派的勾當。
因此，對台灣問題的思考，思考到最後，我們一定無法逃避掉那個最難以面對，也最傷感情的癥結，那就是台灣儘管有許多聰明靈巧厲害的個人，這些人全部加起來為什麼竟然能把台灣搞成一個三流“國家”？今天台灣動輒學星港，可是我們別忘了，從一九六○至八○年代，台灣可是四小龍之首；星港韓的許多事都在學台灣，特別是新加坡，由於它和台灣關係特殊，許多中高級文官都從台灣借將，台灣過去的那些好光景，現在都到那去了？而更傷感情的，乃是台灣過去長期皆自認比韓國優秀，韓國也不斷派人來台學習，今天則是韓國已不願和台灣並列。
文章說，台灣由一流變三流，這本糊塗帳實在太難算了，但不論帳如何算，要負起最大責任的仍非政府莫屬。我們的政府雖然經過了改朝換代，但治理模式卻始終未變，早期的治理是“專制威權”，儘管它頗有效率，但這種效率卻很快的隨著人的過去而消逝。接下來的就是各式各樣扣帽子的民粹主義，扁政府時代的“愛台灣”民粹主義是民粹主義的一種；馬政府那種動輒清算前朝，扣人“反商”、“禍國殃民”帽子的也是另一種民粹主義。翻來覆去政客們都在搞著廉價的政治正確遊戲，台灣又怎麼可能由“威權有效率”轉型到“民主有效率”的方向上呢？
在當今流行的“政治語彙”裡，每次我聽到“民氣可用”這四個字就會心裡發麻，什麼叫“民氣可用”？那就是某個社會，當人心有著累積的莫名恐懼與憤怒，這時候發生了某些事，它就很容易調動出人們的情緒。也正因此，“民氣可用”造成了當今嫻熟政治操弄術的政客們之最愛，他可以根據“民氣可用”來塑造敵人，也可以根據“民氣可用”來扣人帽子。
近年來英美政治學界已興起“恐懼學”研究。這個學科之所以會興起，乃是英美在政界上惹出了許多恐怖主義和環境災難，使得人民的生存恐懼日增，而英美政府即利用這種恐懼的民氣，更加的倒行逆施，於是愈反恐，結果是恐愈多；愈指責別人反公害，公害愈擴大。因此，當代恐懼學專家紐約州大教授羅賓（Corey Robin）、英國里茲大學教授鮑曼（Zygmunt Bauman）遂都在近著中警告說，人民的恐懼乃是統治者的責任與機會，它可以透過積極作為而消除人們的恐懼，而不能把恐懼當作是工具，因為這無益於問題的解決，只會讓問題愈搞愈糟！
文章說，今天台灣百姓的恐懼與不滿的確在增加中，人們對扁朝的貪腐記憶猶新，對經濟與就業也充滿不安感，對司法和警政更是完全不信任，對公害也非常焦慮。統治者本來就應該透過積極作為來消除人心的不安，但絕不容許透過操弄，將這些問題轉嫁給前朝、一小撮反商份子、一小撮地方人士等等。因為這不是對待問題的方法與應有的態度。
近年來台灣之所以由一流變三流，乃是無論誰當家，都在玩著民氣可用，正確的民粹主義，以前動輒扣人不“愛台灣”的帽子，和現在動輒扣人“反商”、“公敵”、“禍國殃民”的帽子，兩者之間又有何差別？台灣有優秀的個人，卻搞出三流“國家”，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政治扣帽子太廉價了。當問題可以輕鬆就唬弄過去，誰還會殫精竭慮，為政府的管治能力去動腦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