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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文聰建議，兩岸可以將“平潭民主實驗區”，做為雙方政治談判的起點。 |
中評社╱題：《籌設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一國兩治”民主實驗區（上）》，作者：鄧文聰（台灣），財團法人愛與和平基金會董事長
編者按：本文作者鄧文聰，是一位白手起家、耕耘兩岸25年的成功台商，也是台灣幸福人壽的董事長，不久前更捐資成立財團法人愛與和平基金會，希望藉此作為兩岸化解歧見、凝聚共識、推動和平的一個平台。
在經商之余，鄧文聰先生更是關心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及未來和平解決之道。他根據自己長期的研究、觀察和思考，最近完成名為《籌設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一國兩治”民主實驗區》的7萬余字長文，以全新的思路和視角，探討兩岸和平融合之道。鄧文聰的論述，儘管仍有不完善之處，還需進一步完備和補充，但他的這份心意和對兩岸關係的情意，卻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和尊敬。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天下大事，匹夫有責”的中華傳統精神。
為使更多的讀者瞭解鄧先生的見解，本刊略經編輯，擬分三期連載此文，希望引起大家廣泛關注和理性討論，從而豐富和發展兩岸和平發展理論體系，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
壹、創想緣起
一、研究緣起
2010年的秋天，中國大陸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頓時風起雲湧，先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8月18日考察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週年的場合，提出：“未來中國不僅要推進經濟改革，更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後由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9月6日的深圳特區成立30週年的紀念大會上，再次提出：“經濟特區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為推動科學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動力源泉，要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胡錦濤並說明體制方面的改革構想，強調要“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四項民主和四個權利。
2010年10月13日，中共17屆5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更在其“民主是個好東西”的重要論述上，強調中共應該要持續推動以“善治”為基礎的政府體制改革，霎時，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化進程，再次成為全世界眾所注目的焦點。
事實上，胡錦濤早在2008年12月18日“紀念1978年中共11屆3中全會30週年”的講話上，對於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提出了願景，其表示：“必須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築改革結合起來，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制度保證與法制保障”(注1)。隨著近年來中共主要領導人和重要智囊陸續發表談話，使得社會各界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充滿期待與想像。
中國大陸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後，在經濟上取得舉世驚豔的巨大成就，相較於前蘇聯的改革經驗，使得社會主義國家應先進行經濟改革抑或先進行政治改革的路徑辯論，似乎已經有了定論，俞可平甚至對於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冠以“中國模式”。但必須指出，隨著“中國模式”的深化，改革開放的動能已不若過往，對此，早在啟動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即高瞻遠矚的提點：“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現階段正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戰略機遇期，中國大陸是否能夠開展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更成為其維持和平發展的關注焦點，此可從下列三個面向的機遇與挑戰，分別析論：
（一）中華民族復興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1、“中國威脅”與“中國霸權”的陰謀論調揮之不散。
隨著冷戰的結束與美國霸權的逐漸興起，中共雖然逐漸從改革開放中摸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但由於自八九事件延續下來的矛盾情結，以及西方社會盼望中共政權與蘇聯東歐一同崩解的“和平演變”企盼，使得中國始終處在一個戒慎恐懼的國際社會環境之中；而1990年代以後，“中國威脅論”的逐漸興起，更讓中國與西方社會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化，在第三次台海危機、南斯拉夫使館事件等衝突達到極致(注2)。
時序進入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世界格局再度出現重大變化。美國“911事件”重構了國際戰略佈局，也讓中國被美國重新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加入WTO，更是融入世界秩序重大的轉折契機，全球化快速的資本流動與中國廉價的勞工成本，讓其吸入來自全球各地的生產要素，迅速成為世界的製造工廠，從而積累出令人不可忽視的經濟實力；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更讓國際政經秩序被迫重新思考中國的定位。“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各國注目的焦點，認為中國的崛起，將可能與美國爭霸，進而牽動國際權力結構的分配。
2、從“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充分把握戰略機遇期。
“和平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和平的保證”，中共充分認知到了現階段正是中國發展極為重要的一個“戰略機遇期”，因此，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2003年11月於中國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首次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新概念(注3)。然而，“和平崛起”這一概念提出後，旋引起不同的見解和看法，其爭議主要集中在“崛起”的提法，例如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即認為，“和平崛起”的說法有可能造成國際上對中國發展認識的偏面性，也可能刺激其他大國和周邊國家(注4)，從“中國崛起”坐實“中國威脅”的論調。
有鑑於此，中共隨後在2004年8月22日“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由胡錦濤正式提出以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重大命題來取代前一年的“和平崛起”概念(注5)；2005年12月國務院新聞辦更以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的方式，正式宣示“和平發展”成為中共制定國際戰略和對外方針的重要指導思想；2007年，胡錦濤於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對外工作”一章，則以“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標題進行報告，宣告中共“和平發展”階段性戰略新思維的正式確立。
（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1、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提出。
“和平發展”不僅是中國現階段在“戰略機遇期”的國家發展戰略，同時也是對台政策的主旋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論述的首次提出，是在2005年“連胡公報”之中。而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胡錦濤也依循著“和平發展”的思維脈絡，在短短八百多字的兩岸部分，多次強調“和平發展”的政策原則，包括：“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構建兩岸和平發展的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等政策宣示，確立了“和平發展”作為對台政策的主要指導方針。
2、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機遇。
自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以降，二十餘年來兩岸的經貿交流和人員往來已造成了兩岸關係的質變。儘管北京當局已將兩岸和平發展作為現階段對台政策的主旋律，但面對台灣方面所謂“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推遲與拖延，雙方始終無法更進一步跨入更高層次的政治互動、共同落實“和平發展”的具體政策。有鑑於此，北京當局的當務之急，應是進一步思考如何在“和平發展”架構下，透過操之在我的制度創想和政策開放，真正務實地掌握“和平發展”的機遇期，讓兩岸關係往前再邁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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